作者：郑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注重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是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城市治理智慧化，就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公共服务质量和风险应对能力等，通过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精准执行，让城市具备动态响应与自我优化的能力。城市治理精细化，则是兼顾科学管理与人本关怀，通过将治理对象、流程、责任落到最小单元，使治理更具温度、更加精细、更体现公平性，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治理智慧化和精细化两者协同，有助于形成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治理模式，推动城市治理更高效、更有序、更有温度。

　　智慧化和精细化协同，符合我国城市治理演进的内在逻辑。其一，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以智慧化支撑精细化。现代城市是高度耦合的系统，涵盖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多维领域，依靠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应对高频、突发、跨界等复杂治理难题。智慧化治理提供了多源数据、算法分析和动态反馈机制，能够实现系统感知、精准研判和快速响应，为精细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其二，人民城市理念要求必须以精细化支撑智慧化。城市治理不仅要有技术高度，更要有温度。技术进步的落脚点，在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便利、幸福的需求。精细化治理让技术更好服务民生，使智慧化治理更有温度。其三，为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智慧化与精细化必须协同配合。在城市治理中，智慧化只有纳入精细化管理框架，才能防止算法滥用和数据歧视；精细化只有依靠智慧化，才能实现科学决策与精准服务。二者协同配合，才能构建技术与制度互促、效率与公正兼具的现代治理秩序。因此，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民生导向、促进社会协同，以数字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探索基层治理精细化新路径，推动城市治理增效。

　　以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治理能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坚持系统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当前，系统治理已进入以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机制协同等为特征的新阶段。要实现智慧化精细化治理，必须依靠数字化手段打破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构建城市智慧高效治理体系。要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高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完善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推进设施联通、数据融通、平台互通、业务贯通，深化“一网统管”建设，增加“一网通办”特色事项。建立健全基层报表“一数一源”“统采共用”机制，有序推进基层信息填报渠道整合，探索拓展信息社会化、自动化采集等新模式。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依托“城市大脑”，整合超过45亿条数据和244个图层，实现人、物、地、事、组织的动态关联；通过“城市大脑+12345热线”体系，迅速响应群众诉求；打造“生态网格”APP，减少基层30%的重复填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强化民生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最终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助力民生服务精准普惠，使城市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数据赋能网格管理、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和化解矛盾纠纷，提升社情民意实时感知与精准服务水平。利用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持续推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比如，上海市打造人民建议征集平台，让群众需求成为城市规划的“源头数据”，收集群众关于城市建设、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建议，把更多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利民惠民“金果子”。

　　以协同共治实现社会善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方面力量很难实现，需要多方主体参与。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效发挥不同主体的力量和优势。坚持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以科学的管理方法、健全的保障机制、公平的参与制度，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北京市海淀区通过建立“大家商量着办”议事协商机制，把群众意见嵌入决策过程，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群众等治理主体合力，引导越来越广泛的治理主体参与基层事务，形成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