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萌（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龚为纲（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当前，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对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作出精准判断，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 年6 月，我国生成式AI用户数已达5.15亿，显示AI已从特定领域的工具跃升为社会系统的通用“支撑结构”。

　　中国社会正加速驶入数智化转型的关键路口，AI与数据、算力、平台体系深度融合，社会治理正出现一个愈发清晰的趋势：治理方式正从以信息整合、流程上线为特征的“数字治理”，迈向以模型参与、算法协同、智能决策为核心的“智能治理”。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呈现出算法嵌入流程、模型参与判断、平台重构交互的新特征，过去依赖数据可视化和系统集成的治理方式，正在被更具预测性、主动性与机制重塑能力的智能治理所取代。

　　数智化转型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模式。智能治理区别于数字治理的关键，一是从数据汇聚走向智能研判。数字治理主要依靠数据整合和信息呈现，而智能治理强调让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研判与预测，使数据真正转化为治理能力。二是从流程电子化走向流程智能化。过去的治理改造集中于将事务上线办理，而智能治理则通过模型预测、算法派单、智能响应等方式对治理流程进行重组，提高治理主动性与治理速度。三是从技术工具走向治理要素。数字治理重在“用技术”，智能治理则是让算法直接参与判断、处理和决策环节，对治理机制本身产生内生影响。

　　以此为背景，近年来各地AI应用落地在决策支持、服务供给和风险监测等场景上呈现出新的使用逻辑。首先，智能决策支持方面，政府部门开始借助AI进行决策模拟和辅助，如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经济指标、人口迁移、交通流量等数据，为城市规划、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AI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模式预测未来趋势，从而帮助决策者预判政策效果和潜在风险。这使得政府决策过程更加数据驱动和科学化。其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深圳、广州、无锡等地上线了AI驱动的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智能问答、政策咨询和业务办理辅导。AI技术让办事群众可以通过对话式界面获取政策信息、提交申请材料，免去了来回跑窗口的麻烦。多地12345政务热线引入智能客服机器人，应答群众咨询，分流简单问题，大幅提高了服务响应速度和质量。此外，在医疗、社保等民生服务中，AI的应用也提高了资源匹配效率，让公共服务更精准地触达有需要的人群。

　　在社会风险智能监测与预警上，生成式AI的出现显著增强了风险治理的感知、理解与预测能力，使其成为智能治理时代最具变化性的治理环节。公共安全部门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治安视频监控，异常行为实时识别预警；网络监管部门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海量社交媒体内容进行舆情监测，及时发现社情民意异动和潜在风险点。在灾害预警上，AI通过传感网络监测环境数据，预测洪水、地震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区域，生成预警信息，为政府应急响应赢得时间。AI赋能下的社会治理有望实现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治理模式更加智慧、高效。

　　然而，AI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尚不成熟，也带来新课题。一个突出现象是“算法科层化”倾向，即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越来越依赖算法的筛选和判断。这方面在行政审批、司法、公务员考核等环节已有所体现。例如，有地方试点运用算法模型初步筛选企业贷款申请，再由人工复核；法院引入量刑辅助AI系统，对案例进行推荐量刑。算法作为“准官僚”参与决策，似乎能够提升效率和一致性。但是公众不免担心，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黑箱决策”，一旦结果出错或有偏见，责任如何界定？算法往往由企业开发，商业算法嵌入公共决策是否会损害公共利益？这些都成为智能治理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此，各地和各领域也开始探索不同的应对路径。一是提升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多地在关键公共算法中引入可解释模型或展示模型思维链，允许决策者查看算法的主要判断依据，提高算法参与治理的透明度，减少“黑箱化”带来的不信任。二是通过制度创新确保算法正义。我国陆续通过多项法律法规、文件通知、行业标准及整治行动等对网络算法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健全算法透明和审计体系，提出算法复核与人工兜底机制，保障算法安全可控和公正，确保治理权力不被算法垄断。三是推动算法备案与第三方评估。在涉及公众利益、国家安全等领域，引入强制算法备案制度，对算法的功能、数据来源、优化逻辑进行记录，并探索由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独立评估，以提升算法应用的公正性与规范性。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数智时代的社会治理呼唤新的社会契约，即在政府、企业、公民之间就数据权利和算法责任达成共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城市层面，建设城市算法治理沙盒，让新技术在可控环境中测试对社会的影响。在社区层面，推广数据委员、算法监督员等公众参与机制，让居民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智能系统拥有知情权和反馈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统一，让AI真正服务于社会善治。

　　迈向共生共治的智能社会。中国社会的数智化转型进程，体现出“国家主导—产业驱动—社会协同”的独特路径。在政府有力引导下，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产业界蓬勃创新，将AI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社会公众逐渐适应并顺应技术变革洪流，形成良性互动的生态。这一模式保证了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同时也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社会发展经验。

　　算法共治将成为智能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随着算法嵌入越来越多的治理环节，仅依靠内部技术管理难以满足公共治理的透明、公平和问责要求。未来需要构建政府、平台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算法备案、独立评估、社会监督等方式，使关键算法具备可审查、可解释、可质询的特性，确保算法真正服务公共利益。

　　智能普惠是数智化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智能治理要真正产生结构性效应，必须让技术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实现更均衡分布。在推动重点城市和重点领域应用深化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弱势群体、城乡差异和数字能力差异，通过适老化设计、无障碍服务提升等方式，培育全民AI素养，让智能治理成为提升公平性的工具，而不是新的鸿沟来源。同时，鼓励开源社区和公益组织发展，共享AI模型和工具资源，降低中小企业和个人获取AI能力的门槛。

　　伦理先行是确保智能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智能治理深入应用使传统治理中涉及的数据隐私、公平正义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未来需要在更高层面明确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伦理红线和责任边界，如算法歧视防范、敏感信息保护、自动化决策的人工复核机制等，以制度化方式构建“技术可用、权力可控、责任明确”的治理框架，为智能时代保驾护航。

　　数智社会的蓝图应当是人—机—社会共生的生态。这意味着，人类和智能机器在相互尊重、彼此赋能基础上，共同创造社会价值；社会制度与技术系统有机融合，协同演化。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我们追求的智能社会不是冷冰冰的技术统治，而是一个人在循环中发挥主体性、机器发挥辅助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形态中，人的创造力与机器的计算力珠联璧合，个人价值与集体智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