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科研部副主任）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章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将“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为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注入强劲动能。

　　所谓“政策效能”，其核心在于提高制度安排转化为现实成效的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关键不在政策多不多、投入大不大，而在政策能不能落到田里、落到主体、落到收益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政策体系，取得一系列重要制度性成果，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十五五”时期随着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逐步完备，需要更加盯住资金能否直达关键环节、政策能否契合不同地区不同主体的约束条件、政策支持能否稳定可预期并形成持续改进机制，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稳定经营主体信心，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

　　强农、惠农、富农是一体推进的目标体系。“强农”聚焦供给能力与竞争力，“惠农”着力于支持保护与公共服务，“富农”关注增收路径与利益联结，三者内在贯通，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三农”领域的具体体现。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就是要坚持一体推进、统筹把握，使亿万农户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获益。“十五五”时期需要不断坚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让亿万农民在“奋斗有盼头”中信心倍增，“种粮有奔头”中底气更足，在“生活有甜头”中满怀更多期盼，共同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画卷。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提供坚实支撑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质量和成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盘工程，一头连着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一头连着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更牵动内需扩大、产业升级和社会稳定。“十五五”时期立足全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把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贯穿全过程，推动各类政策同向发力、精准直达，政策资源和制度供给应更加精准、高效地转化为稳产保供、强链增效、农民增收的成效，把“三农”基础夯得更实、把主动权握得更牢，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应对风险挑战、筑牢安全基石的必然要求。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波谲云诡，全球粮食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增加，端牢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效能的政策体系作保障。“十五五”时期，提高政策效能，就是要以更具韧性的制度安排抵御风险挑战，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提升内功的战略契机。唯有通过提高政策效能，激发内生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农业发展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才能把粮食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根基夯得更实，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支点。畅通国内大循环，既要有高质量供给，也要有强劲内需和顺畅流通。乡村既是重要供给地，也是扩内需、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领域。“十五五”时期，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就是要让农业供给体系与县域产业体系、城乡消费体系更紧密衔接，把乡村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能。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乡村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将更加凸显，为提升经济韧性与扩大内需空间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是回应农民关切、实现致富增收的应有之义。政策效能的高低，最终要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归根到底是种粮能不能挣钱、务工能不能稳岗、产业能不能增效、生活能不能更有保障，这些关切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回应，取决于政策能否落得准、接得上、见成效。“十五五”时期，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就是要把政策的“力度”更好地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温度”与“效果”，让政策红利更公平、更直接地惠及广大农民，不断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需要把握的原则

　　在“精准性”上下功夫：抓主要矛盾、关键领域和重点群体。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首要在于把准方向、聚焦重点。坚持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三农”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短板入手，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等重点任务，增强政策设计的针对性、匹配性、可操作性。精准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用力，而是把政策资源更多投向关键短板、关键环节和关键主体，更加注重分类施策、分层推进，统筹兼顾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主体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环节关键约束，确保有限资源精准配置到关键处。

　　在“协同性”上下功夫：政策取向一致，释放组合效应，形成乘数效应。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核心在于注重系统集成、协同配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覆盖面广、关联度高，应坚持以总体目标为统领，统筹谋划农业支持保护、产业扶持、金融保险、公共服务、要素保障等政策工具，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前后接续的政策体系。同时，防止政策叠加只增负担不增效益，强化跨领域、跨层级、跨环节的同题共答，优化政策组合运用策略，提升政策传导效率，更好释放强农惠农富农的综合效应。

　　在“联动性”上下功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强化政府在规划引领、规则制定、公共服务和风险防控中的职责边界和功能，同时尊重农业生产经营规律、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政策供给与市场预期相衔接、制度安排与经营主体行为相匹配，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农业农村，使政府的引导力、市场的配置力和主体的创造力相互联动，实现稳预期、强信心、增活力的良性循环。

　　在“长效性”上下功夫：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根本在于坚持制度建设与能力提升相贯通。政策效能既要体现在当下见效，更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性、全局性支撑，推动政策安排从阶段性举措向制度化供给转变，从短期应对向长期机制演进，不断增强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制度建设是根基，能力提升是活水，二者贯通融合，才能使制度优势在长期运行中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使“三农”工作在复杂变局中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多措并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做大投入增量，形成多元投入合力。关键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稳定财政支农力度，更好发挥金融与社会资本作用，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在投入结构上，更多投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仓储冷链、数字基础设施等打基础、利长远的关键领域；在投入方式上，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发挥资金集聚效应，强化乡村振兴资金全链条监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政策衔接发力，提升协同联动水平。在保持必要投入增量的同时，着力盘活政策存量，提升既有政策工具的组合效能。盘活存量，重点在于将多项政策置于同一张“施工图”内统筹，构建价格政策稳预期、补贴政策保基础、保险政策防风险、信贷政策降成本、收储政策稳市场、流通政策提效率的政策工具箱。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机制，减少政策重复与空白。针对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等不同区域，完善利益补偿与责任共担机制，促进区域联动，形成政策合力。

　　双向赋能畅通要素流动，增强乡村内生动力。一方面，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服务等资源下乡，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县域商业体系，完善冷链物流、产地仓、共同配送等基础设施，让农产品进城更顺畅、工业品下乡更便捷；另一方面，促进乡村特色产品、生态文化价值等与城市市场需求有效对接，推动乡村劳动力更好地融入县域产业发展。要素畅通流动离不开制度保障，要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让农民放心流动、大胆创业、持续增收。

　　以改革破题攻坚，健全政策协同机制。提高政策效能，最终需要靠改革破除障碍、健全机制。一方面，聚焦关键领域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定农户长期预期；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切实守住风险底线。另一方面，优化涉农支持政策的集成设计与执行。通过明晰权责规则、规范运行流程、健全量化绩效评价，同步推进改革突破与制度构建，确保政策更加有效、稳定、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