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艳春（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张露允（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传播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城乡关系的重构，返乡青年群体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型传播工具，重塑其身份认同、信息实践与社会网络，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返乡青年通过独特的传播实践，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为数字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但同时面临数字鸿沟、文化冲突与可持续性等挑战。

　　从打工到返乡的传播之维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为一股规模宏大的流动力量，“离乡—进城”的轨迹深刻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图景。传统的农民工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关注其劳动力迁移、城市融入与社会保障等问题。然而，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数字技术的全面下沉，一股“返乡潮”正在悄然兴起。与以往因经济周期被动返乡不同，新一代返乡青年呈现出主动性、发展性与数字化的新特征。数字媒体使返乡青年即便身处乡村，也能与全球化的城市信息流、资本流和社会网络保持即时连接。他们既是乡村的“在地者”，也是数字世界的“在线者”。在“新移动范式”下，返乡青年如何通过传播实践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成为新的关注议题。

　　“移动范式”源自传播学中的“移动转向”，强调将“移动性”本身作为研究核心，关注人、物、资本、信息在空间中的流动及其社会文化意涵。“新移动范式”具有以下核心特征。一是时空压缩性。移动互联网极大压缩了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乡村不再是“信息孤岛”。返乡青年可以同步获取城市的市场动态、消费潮流与技术知识。二是虚实交织性。线上社群与线下生活深度融合。一个返乡青年可能同时在村里的合作社劳作、在微信群里与城市客户洽谈订单、在抖音上直播农事过程。三是主体能动性。移动设备赋予个体强大的传播能力，返乡青年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内容生产者、社群组织者和品牌建构者。

　　在“新移动范式”下，返乡青年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或城市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变成了连接城乡的“超级传播节点”。他们将在城市积累的见识、技能、人脉（社会资本）与数字工具相结合，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型生产要素。他们传播的不仅是信息，更是新的生活方式、市场理念与治理观念。

　　传播实践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经济赋能：直播电商与“数字新农人”的崛起。作为当下最受关注的传播实践，返乡青年主要利用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平台，将家乡的农产品、手工艺品、自然风光直接呈现给城市消费者。例如，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家果园的种植、养护、采摘全过程，以“原生态”“无添加”的真实叙事建立信任，再通过直播进行销售。这一过程践行了“传播即销售”的传播意义，绕过了传统的多层分销渠道，重构了农产品供应链，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一方面，传播行为本身直接创造了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也将消费者纳入对乡村的想象与情感联结中。

　　文化赋能：短视频与乡村文化的“再地方化”。返乡青年回归乡村后，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乡村的传统节庆、地方美食、方言俚语、日常生活，借助短视频实现“自我书写”。丰富的拍摄内容、轻松幽默或温情的风格不仅吸引了外界关注，也激发了本地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豪感，充分实现了乡村文化的“再地方化”。短视频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表达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重塑了乡村的文化形象，将“被遗忘的角落”变为“诗与远方”的精神家园，为乡村旅游、文创产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社会赋能：微信群等线上平台与乡村治理的“再组织化”。青年的外出曾导致乡村“空心化”，使传统社会联结弱化。而返乡青年将数字技能带回乡村，建立各种功能性的社群，如“乡贤群”“合作社事务群”“村务公开群”等，村民可在线上平台讨论公共事务、组织文化活动、协调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返乡青年往往因见识广、懂技术而成为群内的“意见领袖”，推动形成新的公共领域。

　　身份赋能：社交媒体与“双重身份”的协商与整合。返乡青年的身份认同长期处于“农民”与“工人”的夹缝中。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协商和整合双重身份的舞台，他们在朋友圈既展示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也分享对城市时事、行业动态的关注；他们既是“新农人”，也是“电商达人”“短视频博主”等。多元身份打破了单一叙事，通过传播实践，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城乡融合型”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使他们能够灵活调动城乡两地资源，既不割裂与城市的联系，又能扎根乡村发展，成为稳定乡村人口结构、激发内生活力的中坚力量。

　　探索建立乡村发展新模式

　　数字鸿沟的深化。传播赋能具有马太效应，善于利用数字工具的返乡青年较容易获得成功，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未掌握数字技能的青年则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导致乡村内部的数字分层。而对流量的追逐可能导致内容创作走向低俗、猎奇，或陷入千篇一律的“田园风”模板，丧失地方的独特性和真实性。当个人IP过度强大，可能形成新的个人中心主义，冲击乡村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外来资本的介入也可能使乡村发展偏离本地村民的共同利益。稳定的网络、高效的物流、专业的培训以及包容性的政策，是“新移动范式”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这在许多偏远地区仍是短板。

　　在“新移动范式”下，返乡青年的传播实践已经超越简单的信息传递功能，演变为一种重塑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与认同的综合性力量。他们作为活跃的“传播节点”，以独特的跨城乡视角和数字技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连接性与创造性。

　　对于政策制定者和乡村建设者而言，未来的工作重点应从单纯吸引“人回乡”，转向支持“智回乡”与“流回乡”。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普惠性网络接入。提供系统性的数字技能与商业知识培训，帮助返乡者及广大村民提升传播素养。鼓励基于社区的协作创新，避免个体化发展导致的内部撕裂，引导传播实践服务于乡村集体福祉。营造包容、开放的政策环境，认可并赋能自下而上的、由传播驱动的乡村发展新模式。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青年群体AI情感依赖的发展机制与干预策略研究”（25SHC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