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标识性概念、平安中国、供需良性互动、文学的民族性表达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孙正聿：系统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孙正聿指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以其标识性概念为“标识”的。一方面，“标识性概念”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集中地、凝练地、鲜明地体现了知识体系的“解释原则”。比如，“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而且是马克思阐释全部哲学史、回答全部哲学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另一方面，作为“解释原则”的标识性概念，它是照亮整个自主知识体系的“普照的光”。任何真正的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都不是黑格尔所批评的“散漫的整体性”，而是黑格尔所指认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在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中，标识性概念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赋予作为环节的每个概念以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作为环节的每个概念无不浸透着、贯穿着、实现着、发展着标识性概念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从而实现了知识体系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因此，标识性概念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原则”和“普照的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思想性。提炼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必须运用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思想力，捕捉、发现和提出真实的理论问题，总结、凝练和升华出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辨析、阐释和论述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形成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理论思想。

　　摘编自《光明日报》

　　【刘艳红：平安是“法治中的平安”】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刘艳红指出，平安是“法治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首先体现为法治之安、必然依托于体系之安、稳固建基于秩序之安、最终体现为韧性之安。“法治中的平安”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安全的本质联系，指明了以法治保障长治久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核心路径，明确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一个重要着力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将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更深地嵌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紧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关键环节，系统谋划、协同推进，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首先，聚焦风险防控，以科学立法筑牢安全屏障。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法治中的平安”运行的前提。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把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作为基础性工程加以推进。其次，提升治理效能，以严格执法捍卫法治权威。推进“法治中的平安”落地见效，必须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置于安全法治实施体系的核心位置，推动国家安全法律在各领域、各层级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再次，守护公平底线，以公正司法夯实信任根基。必须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权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把制度层面的安全要求转化为社会层面的秩序认同。最后，培育法治信仰，以全民守法涵养法治风尚。法治建设的根基在于人民。要着力培育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实践，通过典型案例引导、优良家风传承、社区规范建设等方式，使法治精神、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潜移默化成为公民的行为自觉。

　　摘编自《人民日报》

　　【关利欣：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表示，供给创新既是着眼当下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也是放眼长远创造消费需求的重要动力。只有通过形成新需求和新供给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才能更好地激发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短期看，新需求是引领新供给调整资源配置、形成市场均衡的引擎。从长期看，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供给是提高生产率、创造新需求的根源。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亟须通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同时，要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此，需要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消费领域技术创新应用时机，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需求，深入推进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供给创新发展，以更高品质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量。一方面，着眼当前消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顺应服务消费体验化、商品消费品质化的新需求，支持服务消费供给融合创新发展，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提升消费设施环境供给水平。另一方面，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趋势，鼓励新技术应用创造新供给，提升新供给和新需求的适配能力。尤其是推动5G、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各类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应用，支持其向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领域延伸拓展。

　　摘编自《学习时报》

　　【李遇春：坚持新时代文学的民族性表达】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指出，新时代文学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新时代文学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文艺的民族性表达。所谓文艺的民族性，既包括特定的民族生活内容，也包括特定的民族审美形式，是二者所达成的有机统一或艺术效果的呈现。文艺是世界语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具有无可置疑的世界性；但文艺又是民族语言，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文艺才可能赢得世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因此，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唯有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特性，不断深化中华民族文化内涵，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首先，这要求新时代作家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自觉地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辩证眼光重估中华传统文化，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其次，这要求新时代作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强化新时代文学的民族化表达效果。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文学创作中努力重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符码，重塑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境界的艺术典型，讲好具有中华美学风范的中国故事。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