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技术变革与就业扩大之间的关系，可谓一个古老且长久不衰的话题。在颠覆性技术革命发生的情况下，就业创造能否超越就业破坏，仍是经济学理论尚未解开的谜题。从根本上讲，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冲击，并非在于职业、岗位和工作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而是在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在空间上可能错位，在时间上可能不对称，在数量上常常不对等，在技能供求上往往不匹配。从经济史来看，这些不对称的表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像一种魔咒般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因此，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要让就业创造超过就业破坏，关键在于在时间、空间、数量和技能上实现两者更优的匹配。

　　突破传统的认识范式和发展模式来审视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创造性和破坏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先来观察劳动力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在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机器(人)加速替代劳动力的时期，就业破坏的速度显著加快，岗位流失数量明显增多。根据官方数据推算，在2013—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市场累计新创造岗位1.54亿个，但并非全部转化为净增就业，其中岗位流失数累计达到5362万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一方面预期会使这种就业破坏效应加倍显现，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让就业创造超越就业破坏。这对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通过对标就业优先战略，一方面，要让技术创新与就业扩大目标实现最大化兼容；另一方面，要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新机遇，加大就业创造的力度和领先优势。

　　如果突破传统的认识范式和发展模式来审视这个问题，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应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净减少；相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恰恰是创造新就业空间的契机。我们来看新职业类型是如何产生以及转化为新就业岗位的。实际上，很多新职业类型并非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而是早已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只是在市场规模尚小的情况下，此类职业创造的就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只有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且能在广大人口群体中得到均等分享的条件下，更多人成为此类职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新职业和新岗位才会在显著规模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让人相信，少数大型公司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自然而然地外溢到全社会范围，为更广泛的人口群体所分享。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均表明，这种所谓的“涓流效应”并不存在。在此援引其启示，旨在说明新职业、新岗位、新就业的出现都不会是自然而然的。只有在认识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基于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能力、显著幅度和无限潜力，从分好生产率红利蛋糕入手，从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着力，才能实现就业创造在速度上快于、在数量上大于就业破坏的局面，进而打破就业创造与破坏不对称的“百年魔咒”。

　　打破就业创造与破坏不对称的“百年魔咒”

　　以下几个方面应作为扩充政策内涵的着眼点，以及实施政策干预的着力点。

　　首先，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同时，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增强相关制度的时代适应性和政策手段的针对性。人工智能渗透乃至冲击下的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强的波动性，这是对颠覆性技术变革创造性破坏的必然反应。然而，需要确立的政策目标是，不能让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人成为受损者，不能让人民福祉受到丝毫削弱，因为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本来就是且越来越应是技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社会保障体系以更普惠的方式让居民享受均等福利，劳动力市场制度以更高标准保护劳动者权益，公共就业服务以更大力度和频率帮助劳动者转岗。

　　结构性就业矛盾及其在人工智能渗透下预期的加剧，意味着岗位空缺率和失业率呈现同时上升的趋势；相应地，以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就业服务不仅需要保持同步，甚至应该有明显的超前供给。从城镇就业人员中接受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来看，其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上升趋势尚不匹配，应常态化地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使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次，在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予以合理再分配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职业、岗位与工作，推动社会流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资源稀缺制约逐步被破除，进而社会财富更为充分地涌现的情形下，职业、岗位与工作的创造，不再受消费者规模的严格限定，劳动者报酬也不再必然与劳动生产率紧密挂钩。从这个层面来讲，经济产出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从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取酬”向具有越来越多“各取所需”性质的转变，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提供了应对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根本途径。

　　最后，就生产率分享以及人工智能冲击应对而言，最有效的制度性抓手，源自经济史所呈现的一般规律与现实中的紧迫挑战需求，即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使居民生活与福祉越来越大的比例来自再分配，尤其是来自基本公共服务。为此，诸如全民基本收入、生活工资以及社会养老金这类广受探讨的分享形式，乃至任何不依赖缴费而施行的普惠性福利制度，应当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度的提高，愈发紧迫地被提上制度建设的议程。

　　名词解释

　　何谓“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指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向一元经济转型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的关键节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结束。（如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