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方向。十年来，在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砥砺前行，从“照着西方讲”到“按着自己讲”，从“解释中国”到“改变中国”，从学术依附到主体自觉，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范式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实践土壤和创新源泉，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思想先导和智力支持，二者之间形成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支撑。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根本问题。

　　历史和现实表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学进步、技术飞跃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思想的引领，也常常伴随重要思想文化成果的产生。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辉煌成就及其背后蕴含的学理、道理、哲理，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迷思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展现出一种新的现代化范式。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记录者和阐释者，也是思想先导、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撑。哲学社会科学通过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学理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使相关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前进，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现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当代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深入解读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讲清楚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优势，需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框架，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指导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诸多未知领域和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学理性解释、提供解决方案。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为国家发展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构、伦理困境等新挑战，哲学社会科学需更新研究范式，为解决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引。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源于人民、服务人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扎根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形成经得起检验的成果。通过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引领的作用并非自动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关键在于学术研究能否从经验观察上升为理论概括、从政策诠释上升为学理建构。这既要求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转，也需要警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研究，努力在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形成有解释力的体系性成果。唯其如此，理论支撑才能真正发挥引擎作用。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源头活水”。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源泉在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是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根本动力，正在深刻重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学科布局和话语体系。

　　回望近代以来的学术史，每一次重大社会变迁都会催生与之相应的理论范式。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社会学的兴起回应着欧洲社会转型带来的秩序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则与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密不可分。今日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其规模之宏大、议题之复杂、底色之独特，足以孕育出新的理论形态。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是衡量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造力水平的关键标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涵盖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平发展等多个维度的革命性、系统性变革，其复杂程度、覆盖规模与转型深度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和理论创新空间。从超大规模市场的有效治理到“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从数字平台经济的规则重构到长江、黄河流域的协同保护……这些丰富而独特的实践，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中挖掘素材、提炼主题，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复合型问题，对传统学科边界和西方理论框架提出挑战。基于西方小规模社会经验和线性增长逻辑建立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超大规模社会、超长历史文化的复杂现象时，往往显露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政府”二分法难以解释中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统一的实践逻辑，西方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也难以解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这促使我们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打破学科壁垒，探索并发展出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新范式。

　　面对新质生产力、制度创新、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互动等复杂议题，单一学科已难以胜任，亟需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协同创新，呼唤新的研究领域和增长点，促使学科布局不断优化。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关键变量，不仅带来算法伦理、智能社会治理等新研究议题，也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运用大数据、智能计算等技术手段进行方法革新，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

　　往更深层次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滋养，不仅体现在提供研究素材和理论命题，还体现在重塑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一方面，它要求学术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逻辑，避免陷入碎片化、原子化的实证研究误区；另一方面，它要求学术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把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真问题、深问题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评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衡量自身价值的重要尺度。

　　第三，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十年求索，从概念提炼到体系构建，从方法革新到范式突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两个结合”中寻根脉、开新境，有着解释自己、回应时代的能力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把握好原理性理论成果和标识性概念的关系，加强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阐释。要立足中国实践，倡导自主思考，注重原创成果，解决中国问题，把来自实践的知识成果通过抽象、归纳、演绎形成概念，进一步形成相互之间的经验联系和结构关系，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又具有严密、科学逻辑的自主知识体系。

　　自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理论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参照。学术界也曾借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现实，中国实践成为西方理论的“注释对象”。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前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发展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知识创新之路。与之相配套，要进一步完善以质量、贡献、影响力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让扎根中国大地、回应重大关切、产出原创理论的学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基础学科建设，培养一批既深谙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术骨干，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生长储备力量、打下基础。

　　展望未来，要着力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学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进而形成关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系统化叙事体系；主动设置议题，推动跨单位、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引导国际社会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构建分众化、差异化、立体化、多层次的传播矩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加快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