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智新（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海外资产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在境外的关键延伸，是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底线保障，更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基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博弈日趋复杂激烈，传统地缘政治风险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交织叠加，我国海外资产与核心权益已成为外部力量重点关注的领域。深刻把握两类风险交织叠加的演进机理与外延边界，是稳妥推进跨境产业布局、保障关键战略要素供给、筑牢统筹发展和安全海外利益屏障的战略前提。

　　显性“硬钉子”制约常态化安全。传统海外资产风险根植于国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的固有矛盾，具有基础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持续考验我国海外投资布局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政治安全风险是比较常见的传统风险。受部分东道国政权非正常更迭、派系博弈及地缘武装冲突等因素影响，海外投资面临政策连续性挑战，政府单方面毁约或废止存量合作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部分东道国通过频繁调整外资准入政策等方式，加强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对我国在矿产、能源、基建等领域的海外资产权益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受大国地缘博弈因素驱动，部分国家对外合作策略处于动态调整之中，给我国海外资产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风险表现为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和外汇储备短缺，易引发汇率波动与资产价格调整。叠加通胀压力、本币贬值及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等因素，我国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可能对投资本金、利润汇回及项目资金链产生一定压力。法律合规风险表现为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运用制裁及“长臂管辖”等手段，对我国海外投资形成制约。东道国严苛的执法标准与属地规则差异，使我国企业易遭受高额罚款、停工整改或资质吊销等处罚。同时，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等制度安排日趋严格，我国企业海外资产运营的合规压力有所增大。

　　隐性“软陷阱”构成新型挑战。新兴风险依托数字技术渗透、国际规则重构和非物理接触方式实施隐形施压，具有隐蔽性强、全域渗透、传导速度快等特征，成为当前最难预判、最难处置的安全变量。网络安全风险表现为境外主体依托数字技术手段，通过入侵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核心数据，对我国海外实体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营构成实际影响。近些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境外势力通过网络入侵、供应链漏洞植入、远程操控等方式，干扰我国海外项目核心技术数据与资产运维信息。特别是针对能源、矿产、交通等海外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活动，会影响我国实体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该风险突破国别地域限制，具有攻击手段隐蔽、发现难度较大、处置技术门槛较高等特点，需要予以持续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风险体现为东道国通过设置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提高海外投资合规门槛，使我国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持续上升。当前，海外ESG审查日趋严格，欧美及多数东道国已将ESG指标纳入外资准入与存续审核全流程。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环保披露、劳工治理、社会责任等方面，面临与国际通行规则及东道国要求相衔接的客观压力。数字治理风险表现为部分国家实施差异化的跨境数据管制规则，构筑数字壁垒，限制跨境数据有序流动，对我国海外数字资产的正常运营形成制约。近些年，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出台数据本地化、数字安全审查等规制，跨境数字治理壁垒有所增加，给我国企业海外数字资产与商业数据的正常运营带来制约。该风险属于制度层面的约束性因素，规则刚性较强，回旋余地有限，需要积极应对。

　　当前，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不再孤立显现，而是相互渗透、同频共振，形成多维交织的复杂挑战格局。尤其是两类风险在时间上同频显现、在空间上同域聚集、在机制上交互传导，可能引发单一风险系统化、短期风险长期化、局部风险全域化、跨界风险交织化，需要从全局层面加以统筹应对。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监测、防控、处置机制，推动企业提升风险防控和合规经营能力，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着力提升海外利益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