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键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今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变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对技术本身的特性进行分析和研究自然是可行的理论思路，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些随着技术发展而同步发生的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技术之外。“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所描述的社会问题当属此列。

　　数字时代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社会现实。从概念内涵的角度来说，“恩格斯停顿”与一般意义上的停顿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那就是，“恩格斯停顿”虽然从总体上被冠以“停顿”之名，但事实上，这种停顿并不是完全停滞的社会发展状态，而是发展与停顿并存，甚至是加速发展与停顿之间并存的状态。恩格斯所分析的是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这是机器化大生产逐渐兴起、机器劳动正在大规模代替传统手工劳动的时代。从整个社会之外观的角度来看，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非但没有陷入停顿，反而处于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进程中：生产效率飞速提升，商品产出规模成倍扩张，铁路、工厂等基础设施不断铺展，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以远超传统农业社会的速度快速积累。

　　然而，一旦我们将研究视野深入到工人的具体生活中就会发现，与这种社会的加速发展相伴随的并不是工人生活状况的整体改善，而是工人收入水平的长期停顿，以及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迅速累积，工人的生活状况反而陷入愈发窘迫的境地。因此，新技术的运用推动社会整体加速发展与工人收入增长陷入停顿，构成“恩格斯停顿”的主要表现形式。

　　数字时代，这种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状况正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当代社会加速理论所提出的那样，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三者相互作用，已构成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自我驱动循环。无论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还是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在为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新的技术手段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变迁速度的加速，以及人们生活步调的加速。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已成为每个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所共同体验的社会现实。尽管很多人共同承担着由社会加速所带来的疲惫与压力，技术进步的红利却往往只被少数人所占有。尤其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强大的算力平台、充足的电力供应和不断迭代的技术模型。少部分掌握大型数字平台、关键技术等核心数字生产资料的群体迎来了财富快速升值，而并不掌握这些数字生产资料的人们不仅没有迎来收入的大幅上涨，还要面临随时被AI替代的失业风险。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却让大量劳动者陷入了成果分配层面的停顿，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新版“恩格斯停顿”的核心特征。这种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下数字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加速与停顿并存的资本逻辑根源。“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诞生于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状况的分析之中，而如今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为我们带来了“恩格斯停顿”的“数字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是机器化大生产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两种不同的技术形式。但是，所导向的却是相同的社会状况，这提示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技术本身去探究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理论根源，而是要更进一步透视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资本逻辑。

　　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反省，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追求无限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始终承担着实现资本增殖的核心职能。这种无穷无尽的追求资本增殖的致富欲望是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与人本身的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无论新技术诞生本身是为了解决何种现实问题，无论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简化人们的劳作、方便人们的生活，资本家都不会将改善劳动者乃至全社会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考量，而是只会关注以新技术来更多、更好地谋求资本增殖，这也就是马克思笔下所提到的——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因此，无论是恩格斯所分析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停顿问题，还是当今数字时代所面临的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矛盾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概念中去寻找理论答案。无论是工业革命的推进，还是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都未能解决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问题，这都源于资本家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身不关注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以及人的多样需要和全面发展问题，而是只关注资本的自我增殖。即便资本家对新技术的运用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过造福社会的客观结果，但这只能被视作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一个“副产品”，而非主要目的。

　　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如果说加速与停顿并存的“恩格斯停顿”揭示了数字时代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这一矛盾并非源于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源于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那么，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思想道路出发，以资本逻辑批判为基点超越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促使技术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述，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资本所具有的“文明面”特征一样，资本在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前提。尽管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了数字时代的“恩格斯停顿”，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人类突破自然限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由此摆脱繁重劳动、增加自由时间和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破解数字时代的“恩格斯停顿”，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技术进步，也不能寄希望于技术自身的发展能够自动消除其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是必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必须从谁掌握技术发展的资源、谁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谁占有技术进步所创造的财富，以及技术进步最终服务于谁等根本性问题出发，超越资本逻辑对技术发展的支配，将技术发展置于人的丰富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之下。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破解数字时代的“恩格斯停顿”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可能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既不是单纯技术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不是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而是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开展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制度保障下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始终锚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激发技术创新创造活力，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又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共享技术进步的红利，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能力全面提升、需要全面满足、个性全面发展的工具，从根本上破解数字时代加速与停顿并存的矛盾，走出一条更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数字文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