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君（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从战略全局审视，“强国建设”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质上是一项系统性、多维度的战略工程，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科技创新、国防力量等硬实力的持续突破，更要求制度型开放、规则话语权、治理能力等综合实力的协同提升。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安全、促进发展的战略任务相互交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等关键领域，涉外法治建设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协调国内与国际规则的重要节点。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涉外法治建设既要通过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律工具箱”，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又要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的重要手段，在数字贸易、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合作需要稳定的法律框架和规则保障。完善涉外法治体系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法治化营商环境不仅为投资和贸易提供了确定的法律预期，增强国际商事交易的稳定性，还有效降低了跨境投资风险，吸引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加速向“一带一路”合作区域集聚，为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涉外法治建设已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支柱，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态势，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系统性重构，制度性权力博弈向规则制定、法律适用等深层次领域延伸。经济霸凌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相互交织，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日益显著，各种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强化涉外法治建设既是破解“规则遏制”的战略抓手，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法治屏障。我国在涉外法治领域亟须增强斗争意识，提升风险应对能力，通过法治方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国际规则重构中把握主动权，在制度型开放中塑造新优势，确保现代化进程不因外部威胁而受阻。

　　我国涉外法治体系特色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成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根本优势，必须坚持党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将新型举国体制转化为法治效能。在指导思想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推动涉外法治建设走深走实，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我国涉外法治体系的主体力量、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形成了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确保涉外法治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推进涉外法治建设，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中华法系历经千年积淀，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要开创以中华法治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新路径，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与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发展范式，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始终与国情深度嵌合，在实践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在涉外法治实践中得以体现：在价值取向上，我国坚决抵制非法单边制裁，倡导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在规则构建中，我国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多边法律框架；在实施路径上，我国构建起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促进高水平开放相统一的法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某些西方国家将法律异化为推行霸权的制度工具，这不仅背离法治精神内核，更严重侵蚀国际法治根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则始终秉持其历史使命，对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承载着负责任大国引领国际法治文明演进的时代担当。一方面，涉外法治保障国家和公民的海外利益。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跨国犯罪、网络攻击、经济间谍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我国公民的海外利益亦面临威胁。因此，强化对海外利益的法治保障，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已成为涉外法治工作的核心任务。另一方面，涉外法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规则塑造。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和平发展理念，在涉外法治层面具象为对国际法秩序的创造性构建。通过规则博弈与制度竞争的双向互动，中国正实现从国际规则“接受者”向“塑造者”的角色转变。

　　以涉外法治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立法先行，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要加快数据安全、跨境贸易、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的立法进程，填补海洋、极地、外空、核安全等新兴领域的法律空白。另一方面，要主动对接RCEP、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同优化。要构建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形成内外联动、规则贯通、能力适配的现代化治理格局，着力构建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强化跨境司法执法协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要推进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科学设置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推进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人类学、网络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打破学科壁垒，强化“法律+外语+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打造“法学+”复合型知识结构；深化实践赋能，构建“全球实训网络”，通过与国际组织、跨国律所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实战能力；建立“能力本位”的评价标准，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注重实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确保培养出的涉外法治人才能够真正适应国际法律实务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要充分认识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在统筹安全与发展、平衡主权维护与开放合作中的创新价值，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涉外法治的理念、主张和实践成果。通过发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制度性公共产品，在聚焦经济韧性、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破解文明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确立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话语权，提升中国法治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不断探索创新，将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国法治的实践智慧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方案，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