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中重建生活共同体

　　作者：赵罗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正加速从“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型，流动不仅意味着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也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关系、个体生命历程与身份认同的重构。流动在深刻改变个人生活轨迹的同时，也持续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流动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背景下，理解流动及其带来的变化并提出应有的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

　　20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物、资本、信息、技术、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快速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步调整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范围与频率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人，与2010年的约2.21亿人相比，增长幅度近70%，相当于全国每四人中就约有一人为统计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与此同时，人口流动的形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既包括面向地方空间和地方生活的在场流动，如跨国移民、农民工、“北漂”“老漂”、旅游旅居者及生态移民等；也包括面向数字空间和数字生活的缺场流动，即人们无需亲身在场，便可通过数字媒介参与异地的社会生活。这种媒介化交往与身体移动相互交织，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数字游牧、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电商经营、网络直播和自媒体运营等新型就业与劳动形式的出现。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流动已超出特定群体和特定地域的范围，呈现出大规模、跨地域、高频次以及线上线下相互交织的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人口的相对稳定、社会关系的地方性和熟悉性为基础，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然而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持续推进，流动性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流动社会中的时空变革

　　高度的流动性在带来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增加了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流动具有强烈的时空面向，个体从此地迁移到彼地，就意味着脱离此在的时空边界，进入新的时空。

　　首先，流动改变了人与地方的关系。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方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承载着家庭、亲属、语言、记忆、习俗以及长期积淀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中，地方往往与稳定、边界、归属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赋予个体“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安稳感以及“我属于这里”的确定感。然而，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这种单一的、稳定的地方归属感越来越难以维持。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出生地、户籍地、求学地、工作地、居住地不再必然重合，个体生活在多个地方之间，生活方式也由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逐渐转向跨地域的“流动生活”。相应地，社会关系也从地方性互动情境中“脱嵌”（disembedding），原本根植于血缘、地缘关系的身份认同随之弱化。尤其对移民来说，当他们脱离了原先的地方场域却尚未完全进入新的地方，往往会陷入“此家非家、家在何处”的困惑，处于不断寻找家的过程中，并进入一种离开与融入、失去与重建之间的“悬浮”状态，这种悬浮状态构成了流动社会中个体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其次，流动推动现代社会进入加速社会，并深刻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空间距离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行动所需要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人口流动的速度不断提升，社会生活也日益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个体为了适应绩效社会的竞争要求，不断通过在单位时间内压缩更多行动片段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实现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然而，效率的提升并未带来时间的充裕，反而使个体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持续增加，并带来忙碌、内卷、倦怠等状态，以及时间紧迫感和时间匮乏体验。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现代社会的这种症候概括为“加速社会”。

　　最后，社会生活的加速也深刻重塑了人们的时间观。在相对稳定静态的社会中，时间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连续性、方向性和可预期性的过程，人们可以按照既定人生轨迹制定生命规划。然而，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受到冲击，个体对时间的连续性感知和未来的可预期性减弱，人们只在乎当下，瞬时性成为时间的新特征。“活在当下”与追求“小确幸”成为个体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生活策略。

　　总之，流动实践带来的时空变革不但解除了原有乡土社会结构对人的束缚和规约，也切断了人与地方、共同体、稳定时间秩序、历史记忆和既定身份之间的连接，使得传统静态社会中以地方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不再具有确定性。面对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又通过增加流动来寻找确定性，频繁的流动为个体带来更多自由和选择的同时，也使得个体承担更多的风险，个体流动的时间、地点、路径与方式的差异也增加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流动性社会治理路径

　　针对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亟待各方共同参与流动性社会治理，以构建充满活力、有序的流动生活共同体。

　　个体层面，在与世界的共鸣中建立回应性关系，重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具有根植性，也是个体得以在世界中展开行动的精神基础。流动使个体从根植于乡土的地方感与稳固的社会关系中脱离，个体的身份认同也由相对确定的社会赋予转向持续的自我建构，这也是近年来“寻找自己”“成为自己”“人生意义”等话题引起年轻人热议的重要原因。那么，怎样才能重构身份认同呢？当下很多青年人通过营造生活的仪式感、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或者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属人”认同来建构身份认同。但是，身份认同的重构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张扬，也不能仅仅依靠个体内部的自我确认，自我始终是在与他人、社会及世界的关系中生成和发展的。正如罗萨所指出的，人应该通过“聆听与回应”建立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在与世界持续地相遇、共鸣、被改变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认同。

　　社会层面，通过重建“附近”，探索新的社会团结机制。“附近”是近年来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流动社会中，“附近”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展开的重要场域，也是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和社会行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基础。事实上，流动与地方并非相互对立。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地方”不再仅仅意味着一种既定的空间归属，而是日益成为在流动实践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成和重构的关系性空间。通过重建流动节点上的“附近”，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日常交往与社会联结，既能够促进新的地方感与归属感的形成，也为流动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在数字化与人口流动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还应保持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的开放性，超越单一地域和固定身份的限制，促进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探索建立具有开放性、多地方性和包容性的友谊共同体，从而为流动社会中的社会团结提供新的可能。

　　政府层面，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保障消除流动过程中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流动从来不是均质的，流动具有政治性，不仅受到权力关系的塑造，其本身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并构成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在流动能力、流动资源及流动机会的获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流动社会中，流动与不流动、流动的速度与节奏、流动的方向与轨迹，无不折射出流动中的权力不平等。因此，未来亟待政府构建适应流动社会发展需求的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着力消除制约弱势群体流动的结构性障碍，在户籍、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为其提供更加公平、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促进流动正义、构建流动生活共同体提供宏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