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阅读、中国政治学、师德师风、民法典、脱贫与致富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韩震：思考阅读本身的规定性】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韩震作为学者或者“读书人”，我们几乎天天阅读，但往往并不注意阅读本身的规定性。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就自身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进行编码、记叙表达的意义再生成活动。最典型的阅读可能是对图书的阅读，通过对图书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意义再生成的活动过程。像图、表、画等内容形式，人们也可以加以阅读。阅读的主体是人，阅读的对象是符号的编码系统（如文字、图表、数理符号等），阅读活动是编码系统在人的头脑中激发的意义再生成过程。阅读的意义再生成过程，目的往往是试图理解原编码人的意图，但是由于阅读是意义的再生成过程，这里就有“误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理论的东西必然依靠实践的效果加以校正。

　　摘编自：《光明日报》

　　【周平：切实解决政治学有效概念供给不足的问题】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平认为，基于中国经验，构建能够对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今天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紧迫任务。当前，中国政治学还未建构起成熟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有效概念供给尚不充足。要真正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就要切实解决有效概念供给不足的问题。今天，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综合性使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成为发展趋势，政治学与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日趋突出，可以从相关学科引入一些对中国政治现实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并加以界定和论证，转化为本学科的概念，这可成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创新的一条有效途径。

　　摘编自：《人民日报》

　　【郗厚军、康秀云：注重师德师风高位引领】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郗厚军、教授康秀云表示，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带来的负面影响，部分教师逐渐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崇高师德评价标准提出困惑与质疑，这迫切需要加强师德高位引领。一是防止脱离实际和要求过高的崇高师德“抽象”和“不当”问题。要对崇高师德内涵重新定位和结构适当调整，丰富崇高师德表述的现实易感性，充盈崇高师德内涵的真实生活性。二是打破传统崇高师德遥不可及、与我无关的刻板印象。教师的崇高师德是广大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形成的道德产物，更多展现的是教师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将平凡的工作岗位做到极致的结果。三是厚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各类学校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强化教师地位提升、权利保护、尊师教育和各方联动，提振师道尊严，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吕姝洁：构建民法典的价值体系，培养我国社会的民法精神】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吕姝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编纂的民法典，重构了我国民法的价值体系，全面践行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法典的编纂，符合人民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君子喻于义”等优秀内容高度凝练，形成体现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体系，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法典的编纂，实现中国社会生活对民法典的期许。一方面，在总则部分宣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立法目的，规定了平等、公平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法基本原则，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提供基本原则和价值遵循。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全面地融入民法典草案各分编中，使其成为整部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法典的编纂，有利于培养我国社会的民法精神和民法文化。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与民法精神相结合，能够强化民事主体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推动文明行为等中国传统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友爱，有利于培育和提升我国社会的民法文化。

　　摘编自：《天津日报》

　　【刘奇：正确理解脱贫与致富的关系】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认为，中国扶贫开发的总目标是使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脱贫与致富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需正确把握以下几点。首先，扶贫必须克服“包打天下”的思维。正常情况下，不论国家穷富，政府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在保生存问题上作出最大努力。而在致富问题上，政府只能通过不断改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使所有具有致富能力和致富愿望的人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获得更多的财富。其次，牢牢把握脱贫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则。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且永远具有优先地位。唯有脱贫，才能治贫；唯有治贫，才能致富；唯有致富，才能防贫。再次，致富问题上应抓好三件事。一是改善条件。首先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务，使“硬件”硬起来。其次改善农民与市民相比多项权利严重缺失的二元社会生态。二是提高能力。解决农村孩子在撤点并校后面临的新的上学难问题，同时变精英教育为生存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创造机会。应创造机会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融入社会。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