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家庭建设中却面临着一对急需处理的历史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虽然在现代化逻辑推动下，在形态上家庭已经具有现代特征，但是家庭形态的现代内涵却尚未充分形成，如权力与权利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现代条件下，政治结构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要素组成，其中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所谓政党领导是指政党通过整合社会力量以推动国家的建构与运行，其中政党整合社会，包括政治性整合与社会性整合，政治性整合是围绕国家建构与运行的合法性而展开的。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农民大批进程务工，特别是那些年富力强者更是绝大部分都离开了乡村，从而导致不论是村级党组织还是村级自治组织都存在难觅能干者出任干部问题，这就使村级党组织涣散、自治不力等出现。

通过建设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改革开放一方面使现代化建设获得持续动力，另一方面也使现代文明的结构性要素在中国全面生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驶入快车道。

在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历史逻辑的共同演绎下，现代国家治理形态在中国的生成，是遵循党建国家路径来实现的。因此，党与国家的关系，就被历史性地提出来了，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中一对关键问题。

“我们的先行先试，就是青年智库发展的‘自贸区’”，基地拟任营运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长忠说，未来将以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从组织形态上进行创新发展，在共青团这个维度中得以实现”。　　

传播好党的创新理论，必须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因为照本宣科者不是好的传播者，只有深刻把握理论品质者才能真正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处于进行时，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处于建设中，这种情况下优秀的宣讲专家，必须通过深入研究把握党的理论的神和魂，保证产生更广泛更强大的力量。

共享不是走回头路，“吃大锅饭”，搞人民公社，而是纠正较长时间来的分配失衡。共享是对公共财富的分享，不是将先富者的财富拿来分享，进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共享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具有渐进性和长期性特征，非一蹴而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至新境界、新阶段，也就是需要再次转型步入“新常态”，我们发现遇到了困难，其中最要害的是未获得融合两种制度优势的经济理论的支持，缺少理论支撑的经济运行，意味着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而“摸石头”只能在浅水区摸，进入深水区后是摸不到石头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部队装备落后，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之后阅兵的装备，基本是自己制造和购买的，自己制造的比例不断增加。这次阅兵，清一色国产装备。阅兵装备的“三级跳”，说明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走得扎实。

习近平主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军队坚持党的领导。不久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提出，要“善于从法理高度旗帜鲜明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

有感于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公方彬着力于研究军队思想教育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践。后来他又意识到仅有方法还不够，“思想教育还需走进被教育者内心，提高其内心修养。”他不断地追问自己：修养应该去何处？

经济结构的新常态需要供给侧改革来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包括调整存量和优化增量两个方面。调整存量的方式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内容。优化增量的途径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品牌等。

在此国内外经济大势下，若我们非要逆势而上追求GDP高速度，不是不可以做到，但代价太大，不值得为之。从以往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在大势下行的情况下逆势而上，只能通过扩大发债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增加货币发行、放松信贷、释放流动性等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而这样做必然会带来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加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益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

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短期性措施主要是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可以选择的措施有进一步减税、定向降准、适度放松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等。可选择的长期性措施有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创新驱动等。

发展目标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型，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要使其他各个方面的转型顺利推进，发展目标首先要转型。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两年多调控，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天，李佐军为大家讲了对中国经济走势总的判断，同时他也指出，房产企业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对于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的儿童留守，吊诡之处在于，留守儿童和家庭分离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实际上“留守”却还是迁移流动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家庭迁移决策是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

我国当下正经历着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大迁移”背景下的社会分化问题被广泛加以关注，大量迁移流动人口难以有效融入城市，带来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与此同时，“大迁移”背景下也出现相当严峻的“大留守”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向上突破存在压力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转型面临困境的概念。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身是相互内生的，如果经济发展缺乏动力，通过影响就业、影响公共财政会限制社会发展和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包含了两重意蕴：一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党的领导不可能做好全面从严治党；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严而严，为治而治，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方面，我们不能有“懒汉思维”。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的东西拿来就用，同样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也简单地拿来就用。任何道德、价值都有其历史社会形态属性。今日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努力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品格，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价值基础。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应形成适应改革发展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贵在知行统一。

国有企业当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当然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是国有企业又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主体，其社会责任、政治使命甚至更为根本。小到导引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调节社会经济秩序，大到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最大的特点是手中握有权力，但是有一部分党员干部没处理好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自人民的权力，当然要为人民而用，并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运用，按照制度的要求，规范用权、秉公用权，“把权力装到制度的笼子里。

打虎无禁区、拍蝇无死角”，刮骨疗毒的反腐败，重塑政党形象，更是顺民意赢民心，“让人民群众开始敬佩我们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人民对于党的信任与支持也更加凸显、更加鲜明、更加强烈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当前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领域，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治理工作不力、为官不为、懒政怠政，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很好地察寻公务员和干部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表现和成因，探究推动公务员和干部敢于担当、干事创业的动力来源，推出有效激发公务员和干部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的具体举措。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道路，是又一次伟大改革。法治政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治理要搞好，首先要打造法治政府，否则国家治理就会发生很多违法的事情。有一些事实表明，我们老百姓守法反而比政府要好一些。

北京户籍控制人口政策已经失败了，北京一半的人有户籍，还有一半多的人没有户籍，人已经住在这儿了，你只不过是给他们制造了点麻烦而已。北京政府你如果是有户籍的人的政府，那就只是半个政府，如果是整个北京人的政府，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户籍？

市场经济是人类二百多年来的重要发明。市场经济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巨大的财富，让人类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市场经济呼唤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尤其是多中心的政府，需要政府从传统的治理之道走向现代的治理之道，也就是善治。

很多人先看意识形态，所以一般来讲会把意识形态的东西说一下，但是总的来讲这个意识形态实际都是往越来越具体化的方向走，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有人会讲马恩列毛不怎么提，但实际上在公报里都会有所提及。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党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这一传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其发扬光大。这主要体现在他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资源意义。习近平注重借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精神和历史经验。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这是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一句著名的论断。它反映了党中央对于世界局势尤其是亚太局势及其治理的一个基本认定：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与改革开放，对这个丰富多彩也复杂多变的时代要有一个框架式的把握。

从寻求基本共识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这里的资源可以包括两类：一类是传统思想观念，另一类是历史经验和事实。前一类是直接的理论来源，后一类中的价值观念则需要通过解析才可看到。

进城失败后能够返回农村，是对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非常重要。正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乡务农，中国城市才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农村扮演着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角色，使城镇化有舒缓开展的空间与时间，保障了城镇化的质量。

乡村治理改革的方向是增强国家维持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能力，而不是将农民一股脑撵到城市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推动土地流转、推动资本下乡，这种做法有将无法体面进城的农民赶入城市之嫌，应当警惕。

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再加上年轻力壮，还维持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就成了农村的中坚力量，可以称之为“中农”。这部分农民的利益与村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对村内事务有着最为真切的关怀。

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避免仅将农民进城当作拉动内需的手段，不能一味地动员农民进城买房，而要考虑农民进城后，是否能获得稳定就业与可靠保障。没有稳定的就业，没有比较高的收入，农民进城，即使有房子，也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

纵观媒体发展史，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都会给媒体产业带来颠覆性改变。目前，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同样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在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依然具有生命力。

互联网和现代制造业是中国的两大战略引擎，他们的联合是“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最好写照，二者加大马力，互相配合，必能带中国走进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

互联网的道德制度体系是当前的热点课题，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都对互联网的道德制度体系提出了迫切需求。如何构建优秀的互联网道德制度体系，如何利用互联网促进优秀的道德理念传播，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础问题。

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到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这一点非常好。过去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学校也在为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作调整和努力。对于互联网人才而言，现在挣钱的很多，社会责任方面，还需要再培养。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作，要放在足够长的战略时间和战略空间来看，需要长期坚持，不能急于求成。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既要借助传统媒体，更要依托新媒体，把握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网民要甄别网络信息的真假，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保持爱心，保持社会公德，保持起码的良心，其实就能识别真假。只要不是恶意造谣，不是起哄，不是无事生非，推波助澜，识别还是不太难的。

现在，我们提出要重视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在稳增长、促消费中的作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还积极发掘其藏品的文化内涵，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创意服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遵循四个原则，即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设计要基于系统思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灵魂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并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在法治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需要有效的治理能力予以保障。

建立协调机制，本质上是对现有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解决相关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效能不高的问题。通过加强统筹管理，建立协同机制，明确责任，优化配置各方资源，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浅阅读、快阅读现象不可避免，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所在。我们推崇经典阅读，也没有必要对浅阅读、快阅读加以排斥。问题是在浅阅读、快阅读占据主导，时尚产品挤压经典产品空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够让市民同样也关注经典阅读。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应自觉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时期我国发展现实需要和满足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着眼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为之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我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一个理论成果，同时，它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开篇之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它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尹韵公指出，总书记讲话强调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抓准了媒体发展的历史潮流，全世界都在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型融合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潮流，才能使我们的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更好更快。

现在，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存范畴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我们遇到更重要的是发展问题，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利益诉求五花八门，在思想宣传工作方面会有各种反应，可能会对国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要加强学生党员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坚定其政治信念。

在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七场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作了题为“传统文化与当代自信”的讲座。

在求学治史的道路上，尹韵公常怀感恩之心。恩师方汉奇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奖掖后学不遗余力的品格对他影响至深。推己及人，尹韵公发掘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竭尽全力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他强调：“我不怕我的学生挑战我，希望他们能超过我。”

互联网思维在中国确实存在，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和国情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强调集权，强调权威，强调中心化的国家，而“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恰恰就是一种反对权威，去中心化的思维转变。

易鹏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是一种思想解放，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与彰显。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中小企业在城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它是解决就业的主体。城镇化要把解决就业作为一个重要思路，没有就业支撑的城镇化是“耍流氓”的行为。目前的就业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上，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点。因此，在城镇化中首先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作者、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在泊富国际广场对新型城镇化方向进行了权威解读，他用40个字总结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以人为本、改革创新、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科学布局、持续发展、城乡一体、产城互动。

2015年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博士一行5人到西安培华学院交流指导，就推进创新、创业、企业孵化、实用型环保专门人才培养领域的战略合作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合作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一个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在提倡多样化的前提下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凝聚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战略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提出来的，正如他讲的那样：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光明网邀请到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教授，请他从文化、教育等多个角度全面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每翻开一本书，韩振峰都能准确无误地介绍书里的内容。他的家中还有很多书，像个小图书馆。39个书架顶到天花板，四五万册书藏于家中，满屋的书香丰富着韩振峰的知识，也陶冶着他的情操。“最是书香能致远”形容他最好不过。

在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光明网、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中共睢阳区委承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二十三场活动中。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作题为“共和国英模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讲座。

今天，“一带一路”需要更多的标志性项目落地，需要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需要以通心工程解决“信任稀缺”的问题。虽然叫亚洲论坛，但博鳌的关注点与影响力已经遍及全世界。

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政策，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而政策是确保国家正确使用力量的前提。当一国之政策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该国就具有了政能量。

与其说赵磊将一群港漂聚集了起来，还不如说他为港漂们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他们在香港的各种刚性需求和生活问题的大社群，只是在不经意间也让更多人找到了难得的归属感，似乎早已被这些忙着奋斗的人忽略的感觉酒这样重新走回了他们的生活。

赵磊建议，地方政府应当在发展中对自身以及合作伙伴做好准确定位，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超越“有什么卖什么”的阶段，要善于进行全球资源整合。同时，地方政府应当与国家战略对接，“不能总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要更加注重基层创新。”

6月26日上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副主任赵磊应邀来我校（院）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专题讲座。

权责对等，是权力配置的一条基本原则。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权责失衡的现象不在少数。理顺权责关系，是进行深层次改革绕不过去的、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权力配置科学化，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沿着权责对等的思路科学配置权力，是从严治权的一个治本之策。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消除那种权大责小或权小责大的不科学状态。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我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继续深化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勇于突破固有思维的藩篱、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水平，重要而迫切。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有新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建设科学化。

权责对等，是权力配置的一条基本原则。遗憾的是，在现实中，权责失衡的现象不在少数。理顺权责关系，是进行深层次改革已经绕不过去的、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之一。

王长江教授指出，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市场经济新定位要求党的理念、理论和执政方式有新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建设科学化。

从中共五大开始，正式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标志着中央设立纪律检查机构的开端。

薛庆超表示，邓小平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一点很伟大。他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对苏联情况的分析；对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首先提出解放思想，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昨天讲话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在珠海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北京市育才学校校友会联合主办的《成长与感动》新书发布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的薛庆超副局长应邀出席并做了主旨发言。

在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人民网联合8省区市网信办、党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寻找历史记忆缅怀抗战英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原副局长薛庆超作了《关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若干问题》的主题讲座。

我国有13亿多人口，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而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机遇、新天地。

产能过剩不是从单个企业而是从全行业角度而言的过剩，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单个企业产能过剩，甚至还会出现行业过剩而企业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或者相反，企业产能严重过剩而行业产能不足等。

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控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够消灭经济周期，但是通过宏观调控可以把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认为，“五个更加注重”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五个更加注重”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这一中国发展的战略总纲厘定了根本原则，在实际操作方面进一步找到了路径。

厦大博士赵振华近日出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此前他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中央党校官网披露，2015年10月8日上午，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2015级博士研究生开学典礼在综合楼报告厅隆重举行。文中提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赵振华参加了开学典礼。

互联网是电子革命的延续，要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让它深入各行各业，全面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这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

智库建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如何处理好为政府政策服务和进行独立研究的关系。智库的作用是研究现实中和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这是智库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商业咨询机构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我国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可能再获得丰厚的报酬，而且可能导致企业的被淘汰；另一方面，快速工业化为我国积累大量的资金，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15年10月14日下午，学生工作部主办的第33期“教授茶座”在新太阳学生中心432室举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与通过“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报名的20位同学围绕“选择，从学会放弃开始”这一话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简政放权，对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全面掀起了创新创业的高潮。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谈怎么创新，怎么创业。特别是在创新上，中国大有希望。

对于政府而言，选择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这个概念之下，积极地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机制、制度创新，是化解财政压力、政府债务压力和贯彻中国梦发展战略的客观必然要求。

从需求管理转向供需两端同时发力，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的新方向。这味供给侧改革的中国药方，当前最重要的改进方面在哪里？同时在关键环节产业结构升级上，原有老问题过剩产能又该如何出清？未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改革突破口？

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对经济全面而清醒的认识，意义重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网络社会以及公民参与？网络社会的发展以及公民参与会对我国的政府管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对网络参与特别是微博问政等新事物，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到解决之道。

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前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9.8%，“创造了奇迹”;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改革”，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二次改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在《中国国情与发展》课程上，开设专题讲座，向200多名清华学子详细解读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作者授权，光明网独家发布胡鞍钢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文稿，以飨网友。

从国家决策机制背景看，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提出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开启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的国情研究也经历了从非正规机构到正规机构，从科研小组到大学智库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在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有一种力量十分重要，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从哲学上讲，人有两种基本力量，即实践力量和思想力量。思想的力量包含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理念）和思维方式。我们讲的自主创新，应包括思想观念（理念）创新和思维方式创新。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放慢了脚步，显示出稳定的趋势性，这表明中国经济在超高速运行数十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轨迹。

外经贸大学校长施建军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得“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转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高校应加大“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力度。

“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7月20日《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对外发布之际，《经济日报》记者就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专访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转移。

在近日召开的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为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4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就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做了现场演讲，他认为要抓住两个要点：一个是新常态，一个是金融改革。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那么，如何建设高质量智库？就这个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魏礼群。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中国梦”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始终不渝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在第六届北京人权论坛上，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先生认为中国梦，是融国家尊严、民族尊严与每一个国人尊严于一体的人权梦。

经过65年沧桑巨变，人们看得更加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庆祝和纪念的大事件。

潜心治史求真义，皓首穷经著春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再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真实面目，是张海鹏始终秉持的治史理念。张海鹏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如果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秉承和传播，要和传统文化接口，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更要坚定我们的信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从方方面面融入到青少年的教育当中。”叶小文在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时如是说。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要善于从别国的失误中抓住机会，而且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创造更多的机会。事实上，主导全球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实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塑能力。

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会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历史上，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所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就是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

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正式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由此，长期来关于上合组织扩容的设想成为现实；上合组织内部建设基本完成。需要说明的是，上合组织组还是一个非传统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多边机构，扩容一直是自身和地区局势发展所需要的。扩容首先考虑印巴两个南亚大国，确实是慎重考虑的最佳选择。笔者认为，印巴加入上合组织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战略意义。

研究要接地气，理论才能有底气。研究的地气主要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借助于图书馆、档案馆的材料而研究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基于这些田野调查数据而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就不知道前人研究的状况，也寻找不到研究从哪里开始。但没有田野调查，就缺乏感性认识，完全靠逻辑推理既缺乏现实感，又缺乏科学性。

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键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内蒙古不仅仅是“一带一路”起点之一，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起点。他从“茶－文化－一带一路”的逻辑讲起，表示在农业社会，茶是支柱产业之一；在当代，茶代表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茶文化的挖掘和推广，有利于中华文明的重塑。在他看来，茶文化，同时也是草原文化，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胡键指出，这些公共产品可以包括全新的国际投融资规则、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通过这些全新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亚欧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使之能够在亚欧地区发挥全新的整合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高度重视安全合作，建立了打击“三股势力”、毒品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机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积极推进有关热点问题解决，有效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国家。中国也严格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核设施，杜绝核原料外泄并积极参与打击核走私。

国家安全并非草木皆兵，而是各有层次。尽管国家总体安全涉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但国家安全并非令人人自危，随时可以触及。国家安全具有层次性，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属于高级安全范畴，离个人相对于遥远，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属于低级安全范畴，公民个人的作用更加凸显。

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尽管距其正式卸任还有近一周时间，但在这场演说中，奥巴马晒出了自己的政绩单，并对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颇有壮志未酬之感。尽管对特朗普有诸多不满，奥巴马还是承诺将与特朗普实现“平稳过渡”，使得这场演讲虽非最终告别演说也胜似告别演说。奥巴马与特朗普几乎从未看对眼，尽管出于基本礼节和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要实现平稳过渡。

澳大利亚有成为中美共同朋友的优势。一是中澳之间并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安全领域没有核心利益冲突，这可以确保即便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走上对抗道路，同时可确保中澳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促进双方往来。二是美澳之间的高度战略互信使得美国不会过于担忧澳大利亚的离心倾向，美澳联盟的铁血友谊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考验。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所在。纵观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国合作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而斗争则往往是两败俱伤。当今，中美两国利益交融更加深厚，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要求大国要学会用“合作共赢”的视角来超越“零和竞争”。在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要更加深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