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社会•人

——评《中国电视史（1958-2008）》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黄雅兰

在过去的十年，无论从信息功能还是产业价值来看，电视的优势地位都正拱手让与互联网。根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7）》，“在技术与资本双重加持下的互联网媒体，坐上了市场头把交椅”，“电视广告市场也出现明显的萎缩”。在这一背景下，对曾盛极一时的电视媒介的萌芽、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加以记录，并对这一轨迹背后的“大历史”和“大社会”的深层演进逻辑进行探索，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下的媒介技术更迭，而且能够通过媒介的历史变迁管窥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人的关键作用。常江博士的《中国电视史（1958-2008）》（下文简称《电视史》）便是这样一部打通了媒介、社会与人的厚重历史著作。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新闻史或传媒史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积淀，关于电视史的出版物也不在少数：除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还有大量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领域的论文、专著与编著也共同勾勒出中国电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那么，在史料已非常丰富情况下，重修中国电视史是否还有必要？柯林武德给出了答案：所有历史学都是对其研究主题直至此刻所取得进步的阶段性报告，“每个新的时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 此外，回首过往的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著作，不少仅仅以编年体例对历史上重要的媒介技术发展、媒体机构、关键人物和事件加以罗列，隐隐显露出一种“技术决定论”或强人叙事（great man narrative）的逻辑，缺少对造就了这些里程碑和强人的社会语境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关注。常江博士的《电视史》另辟蹊径，在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下，对电视技术、机构、节目、生产者以及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一、 不只是电视：《电视史》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

1. 问题意识与史料搜集

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鲁斯特认为，“历史研究的正当性不直接存在于资料之中，”而在于能否提出新的问题，而“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问题应该是嵌入一个由其他相似或相补的问题组成的网络之中，与这个网络相伴随的是诸多可能的答案，对资料进行研究后就能在这些答案中进行选择。” 《电视史》的首要可贵之处正在于其从标题就显现出的问题意识。

对时间进行历史化——建构既拉开一定距离、又可操控的时间结构——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选择年代的界限并不是在一块田地里立上界碑以标示出想要劳作的范围，而是确定想要解释的演变，因此也就是确定将要回答的问题。” 《电视史》在标题中便点明研究起止点分别是1958年和2008年：1958年是中国电视的诞生之年，这很好理解；但作为一部通史，《电视史》为何研究不以当下作为终点？为何将电视遭受严重冲击的最近十年排除在外？针对这一点，作者在导言中便给出了答案：首先，正因为2008年是电视发展的拐点，故而以此为止点能够“将对中国电视史的考察局限于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演进模式之下”；其次，以2008年为止点是为了与研究对象保持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因为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研究者很难做出清醒而理性的判断，无法确保资料的有效性。

故而，作者将研究时间划定为中国电视从产生到鼎盛的半个世纪，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浪潮中发展和改革的五十年，电视的产生和发展无法脱离其所深度卷入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电视史》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大历史”和“大社会”，对影响电视业发展的技术、政策、文化和经济结构等各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展开探索。这一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取决定了作者需要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从本书扎实的脚注和文末参考文献就能看到，除了参阅传统的官方资料汇编、新闻史专著和编著、当事人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章外，作者还大量参考了流行媒体和专业电视杂志（如《大众电视》《当代电视》《中国电视》等）刊登的读者来信和评论文章、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或调查结果以及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著作和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