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 蒋正翔)12月29日上午,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隆重召开。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民出席大会并致辞。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原委员韩庆祥教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永昌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郭建宁教授等国内十余位知名专家受邀作主题报告。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应飚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光明网摘要发布,以飨网友。
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来颖杰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创造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区域到全球的奇迹。总结来说有以下几个经验:一是浙江很好地处理了公与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二是浙江很好地处理了小与大的关系——小商品走出了大市场,小资本实现了大产出,小企业形成了大群落,小人物作出了大作为。三是很好地处理了有与无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没有因为本省资源匮乏而产生“等靠要”思想,而是积极创造资源,内引外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四是很好地处理了有为与有效的关系,也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并就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作出了部署安排。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八八战略”在浙江实施15周年。举办本次研讨会,对于回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与理论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对新思想的研究阐释,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浙江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贡献浙大力量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 叶民
此次研讨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家学者碰撞思想、分享成果的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也为浙江大学的师生提供了难得学习机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对浙江大学非常关心,曾18次莅临浙江大学指导工作,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目标。浙江大学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牢固树立一流意识,紧紧围绕一流目标,认真贯彻一流标准,以钉钉子的精神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绘到底。面向未来,浙江大学将进一步牢固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校的指导地位,深刻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的作用,为传播新思想、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贡献更多的浙大智慧和浙大力量。
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内在逻辑
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 韩庆祥
2018年的理论热点很多,梳理发现,热点中的热点几乎都围绕着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这四个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奇迹的密码、秘籍存在于中国道路之中,中国道路是产生中国奇迹的原因所在;中国道路的阐释需要中国理论,中国理论的研究有很多方面的切入,但是它的生长点、发源地、立足点应该聚焦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需要用中国话语表达。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非常严密。
要用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40年来中国发展的表述概念很多,比较而言,用中国奇迹的表达更贴切一些,认同度比较高,也比较实事求是。西方社会用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他们的其他范式来解释中国奇迹,并不能触及实质。实际上,还是要用中国道路来解释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并形成协调性合力。其中党政主导力量是前提,市场力量是手段,人民主体力量是目的。
要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道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回答现实问题、解释中国经验方面,仍然经常显得“肌无力”。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对我们影响很大,有器物层面的,有制度层面的,有管理层面的,也有理论层面的;但影响最深刻、影响最持久的还是西方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其中有些是错误思潮,是带病毒的,会侵蚀我们的肌体。因此,我们必须练好内功,而练好内功最首要的还是构建中国理论,彰显中国理论的力量。中国理论的构建,它的基地、它的立足点,它的生长点,它的发源地,要聚焦于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来阐释中国理论。
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理论。中国理论构建出来后还需要表达,用中国话语才能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要有一些基本遵循:特殊性和普遍性,真理性和道义性,人民性和人类性,开放性和普惠性,规律性和创造性,以及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40年的若干启示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 王永昌
今天讲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其中最根本的基础或者实践的基础,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实践。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一是要尊重常识问题、常理问题,不要在常理问题上犯错误。二是敬重人的本质力量。比如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等,实际上就是解放人的力量,把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起来,激励起来。三、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历史主题的新的画卷,并且真正进入到一个自觉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航道。我们要自觉为之鼓与呼。四、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五、中国现代化不仅有一个世界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同时也是民族崛起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既要有开放的意识、融入世界的胸怀,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和虚无主义。六、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创新创造的过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既吸收和借鉴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明成果,又不断创新,开辟了现代化新路。
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话语权与中国力量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使很多人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地方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话语权,与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反差很大。以中国公共外交为例,虽然有很大进展,但是目前存在三个极大反差:第一,我们对世界说的,世界不一定听得懂;第二,我们说了,别人并不一定非常信;第三,我们说了,别人也信了,但是他们理解的跟我们想要表达的可能不一定相同。
总得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存在着两种极大偏差。一种是过度自信,对自身的认识有偏差;另一种是过于自卑,仍然在不断唱衰中国。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讲中国的话语权,尤其要保持高度清醒。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必然或者自然带来第二大话语权。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环境,总结来说就是两个时代的叠加:一个是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二是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新时期也即新全球化时代。
为什么叫新全球化,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三个世界划分和苏联东欧解体,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转变为多强并举;另一方面,过去全球化的体系是在WTO、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背景中生存和维系的,现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且最大的特点是此前力主导全球化的美国率先扛起了反全球化的大旗。
第三,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强调做好中国的事情。如果中国的事情做不好,再好的故事讲出来都是没有力量的。因此,要增强中国力量,这是中国话语权的基础。
伟大觉醒与中国话语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郭建宁
第一,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伟大的觉醒,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思想解放。
第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
第三,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辩证统一。中国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中走向现代化一个新的路径,从此现代化的路径不再是一个唯一的单向选择题,而是一个双向甚至是一个多向的选择题。中国理论的集中表现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也就是我们大家讲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的学术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表达必须借助中国话语,因此要着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总结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本土性,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也即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话语具有世界性,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颜晓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40年实践的重要启示,是改革开放生生不息、持续不止的生命源泉,是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实现三大飞跃的巨大动力。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表明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各种要素和机制中,创新是根本要素、根本机制。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证明和实现,既是创新的历史规律,也是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在改革开放40年新的起点上,强调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不仅是总结宝贵经验,而且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是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强大能量,更加充分爆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势不可挡的蓬勃力量。
坚持唯物史观,说好中国故事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胡大平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就的轨迹既不符合典型的欧洲现代西方的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也不一样,很难从中国传统历史自然的演化的角度得到解释。可以说,它超越了全部的历史经验,所以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切试图去支配中国话语所争夺的一个目标。我们发现,问题的关切点不同,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中国道路需要从几个层面去理解: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一个理论问题怎么来解答,第三是要回应中国奇迹的性质。
话语权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陶文昭
第一,话语权是唯物的话语权。话语权不是想拥有就拥有,也不是想有多大就有多大。物质力量是话语权的基础,但是不是说有物质力量就有话语权。
第二,话语权是高精尖的。物质力量产生话语权,但不是所有的物质力量产生话语权,只有高精尖的力量才能产生话语权。
第三,话语权是不同步的,甚至是滞后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需要时间,话语权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时间,甚至可以说滞后就是话语权的一种规律。
第四,话语权是不均衡的。话语权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不是按照力量的比例分配的,话语权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垄断性的。
第五,话语权是融通的。话语权是有特色的,有特色是成熟的表现,但是要看到真的话语权不是自说自话的,要在实践中融通。
第六,话语权既要有融通也讲究先走一步,强调要有创造。
第七,话语权有倾向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第八,话语权要有权衡。话语权在静态上要把好,不能忽视,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动态上要看到趋势;既要尊重历史的规律,也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要指望一夜之间改变话语权的状况;一个国家提升话语权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可行性当做现实性。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定向与世界启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李冉
中国道路至少有三个角度、三个内涵。第一,从中华民族的命运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第二,从人类历史的命运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第三,从世界历史的命运来看,中国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天然蕴含着三个要素:民族复兴、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点既有各自的逻辑范畴,也各自有别,在根本上相互贯通、互为条件。
第一,我们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要再往前走一步必须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定向。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把现代化走好,就要把现代化的本质统一性与实践形式多样性统一起来,要把运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先进性与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剥夺性统一起来。
第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意义与启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对世界普遍的意义,中国道路至少在发展道路、治理体系和战略规划等三个方面是有启示的:找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打造坚强有力的治理体系;科学有效的战略规划。
改革开放改变世界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田鹏颖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成功开辟的,它证明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科技、军事占优势的背景下,成功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种新的文明,至少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生机和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回应人类应该朝何处去的难题,并为解决这个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同时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共有价值。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的事业,甚至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
国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研究的特点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成龙
在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运行规律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经历了从最初设计探索,到后来的重新规划、框架定型,再到巩固发展、问题治理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任何怀疑和否定“中国模式”的论调都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外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时间很早,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并提出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从他们研究的方法来看,海外学者研究的方法很多,他们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主要是采取四种方法,一种是文本研究与现实考察相结合;注重结构研究与问题研究的结合;重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研究;强调多层面的比较研究的方法。
从他们研究的问题来看,国外研究的问题、研究的视野特别广泛,对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但是就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来看,主要集中五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中国模式何以成功?第二是中国模式性质特点?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中国模式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第四,是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到底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五,是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绝大多数的学者对中国模式都持赞成与赞扬肯定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教授在闭幕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既是对改革开放40年所走道路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的一次会议。各位专家紧扣会议主题,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探讨视角既有宏观层面的总体叙事,也有微观层面的细致解剖,为与会代表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