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张晓磊

　　2019年末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从目前疫情发展趋势来看，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规模、涉及区域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

　　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疫情防控、居民生活保障、工农业生产恢复等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对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规划了应对措施。这些举措将大大减轻疫情的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逐步回归。

　　一、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因此次疫情发生于传统新春佳节时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从消费需求、向生产生活、产业链重构、投资稳定性等这一线条展开，从目前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的。

　　1、消费需求下降的间接影响

　　本次疫情爆发于有着超常市场需求的春节之前，对消费影响较大。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消费大幅度减少。其中，餐饮、酒店、旅游、娱乐、百货交通、教育等传统生活服务业遭受到的冲击最大，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期间停业将会让商家损失房租、员工工资、仓储等沉淀成本，另一方面是在疫情管制结束后，民众对公共场所消费的恐惧需要一定时期，对线下服务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消费需求的被动下降，降低了市场的需求，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生产与供给。

　　从2003年“非典”影响类比可知，此次疫情对制造业需求侧的冲击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即使此次疫情能在第二季度完全消退，居民的消费信心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居民消费品及其上游制造业都将面临需求萎缩风险，特别是汽车、房地产、时尚产业等中高端消费品行业。另外，制造业中的出口部门可能会面临境外客户订单转移导致的需求萎缩问题，特别是技术含量较低且国际竞争激烈的轻纺、电子、家电等代表性加工贸易部门。最后，与生活类服务为互补品的制造业也会因为服务需求的萎缩而受到牵连，比如与餐饮业互补的饮料食品加工业，与商贸服务相关的服装鞋帽、美妆饰品、家电家具制造业等等。

　　2、生产成本上升的直接影响

　　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在供给侧是短期的，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有序开工，疫情对制造业产能的冲击就会在短期内快速消失。但是，目前情况下由于对企业的复工复产有一系列的防疫要求，导致中小企业复工成本上升、原材料运输成本上升等等。使得部分中小制造企业经营困难，严重的情况下，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湖北省作为重点疫区，短期内仍不具备企业全面复工的可能性。部分观点认为湖北省占全国GDP的比重尚不足5%，因此湖北的停工和封锁不会给全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然而，湖北企业的停工可能会引起产业链中断，引起其他地区上下游合作伙伴生产受阻。以武汉的汽车产业为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球汽车工厂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除了东风、神龙、吉利等整车企业外，还聚集着德尔福、法雷奥、万向等汽车零部件企业500多家。如果武汉车企不能在短期内正常复工，恐将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较严峻的供应链冲击。

　　3、产业链转移的潜在影响

　　中美贸易争端以来，规避关税的贸易转移性境外产业转移时有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唤醒了低成本的生产能力，在境外形成了一个廉价产业链，如果我国的工业生产不能快速复工复产，新一轮的境外转移也可能发生。所以在科学防疫情况下，尽快的创造条件复工复产，恢复产业全链条的供给与生产是当务之急。

　　但严格的防疫措施、原材料短缺和物流缓慢等引发的产业供应链中断，对产业体系和产业品牌造成的冲击要高于其他因素。一旦发生产业转移境外，形成境外低成本生产链对我国制造业的替代效应，会对工业体系造成不可逆转的冲击。

　　4、疫情对农村养殖业的影响较为突出

　　此次疫情爆发对农业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春耕春种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保障与供给，从目前来看，各地政府对此做了充分准备。但是疫情对农村养殖业的影响较为突出。一是市场需求萎缩。居民春节聚会取消和对动物传播疫情的恐惧，使得保质期较短的生鲜禽肉、水产、蛋奶等产品面临滞销危机。二是农产品物流受阻。疫情期间各地封路导致了部分养殖户饲料供给中断，且禽肉等产品无法及时运出，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型家庭养殖户面临倒闭危机。三是养殖原材料成本上升。疫情期间养殖产业饲料生产、物流运输、生产管理等费用上涨，提高养殖产业成本。

　　二、疫情下的产业发展新机遇

　　1、生活服务业迎来线上发展新机遇

　　随着5G的普及，疫情加速了线下消费向线上转移的步伐，如零售行业，线上购物从日用品向生鲜拓展，近期苏宁菜场、盒马鲜生、易果生鲜、京东生鲜业务量急剧增加。文娱行业，线上电影首发试水，电影《囧妈》和字节跳动签约，实施线上免费投放，这很可能是线下院线向线上转型的开始。文旅企业推出全景虚拟旅游文化项目，通过新媒体和虚拟现实等途径，将线下旅游转化为线上旅游。多家新媒体平台对武汉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家医院建设工地的全程直播更是催生了“云监工”这一网络热词。各大学通过爱课程和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开放优质在线课程，教育培训机构则开放了正价课程、毕业冲刺、名师答疑、科普视频、学习资料等多种教育资源，在线课程免费将成为学习时尚。

　　2、生产服务业线上经营模式不断创新

　　疫情加快了网络电商创新进程。如叮咚买菜平台率先推出了“无接触收货”服务，顾客可以选择无接触收货，UU跑腿、饿了么也随之跟进。在疫情冲击下，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无人机配送等新型业态将加快发展，苏宁、美团等零售企业已着手布局无人配送这一领域。

　　3、线上云办公将迎来跳跃式发展

　　疫情冲击下，很多服务企业调整生产模式，大力推广在家办公，《2020年春节企业复工情况调研报告》数据显示，17.8%公司倾向于在家办公。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宣布2月3日-7日在家办公。“线上复工”模式初具规模。由于用户需求激增，2月3日上午办公第一天，企业微信、阿里钉钉等办公软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问题。2月3日，华为软件宣布为江苏企业免费提供6个月远程办公平台使用权限，包括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远程办公系统和员工健康状况报告系统等。可以预见，线上云办公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4、云平台将成为合作研发的准公共载体

　　为与疫情赛跑，许多互联网企业和研发机构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科研合作，如腾讯设立2亿元资金池，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面向全国招募开发机构，联合更多服务商抗击疫情。新药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向全社会科研人员免费开放一系列先进的内部资源，包括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和大数据分享平台、高通量筛选平台、多个化合物分子库等。

　　5、禽肉牲畜类生产消费模式迎来新变革

　　此次疫情可能会给养殖业在生产消费模式上带来新变革。为防止动物传人疫情的再次爆发，我国主要城市可能均会全面启动禁止家禽等活动物菜市场现杀的新规定，养殖业将会形成从单纯养殖养育向屠宰加工、分类包装、冷链运输、配送到户等一体化发展趋势，为现代养殖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养殖业可能会迎来新的一波生产标准化革新浪潮，中小型养殖散户会被逐渐淘汰。

　　三、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调控对策

　　1、短期政策：“稳”字当先，有序恢复经济秩序

　　面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政府应以“稳”为主，有序恢复经济秩序。

　　第一，要有计划地逐步输送劳动力返城就业，避免出现无序返程高峰。一方面，要坚持非主要疫区、青壮年劳动力优先返城，大学生、非急需行业、中老年或有基础疾病的高危劳动力延后返城的基本原则，引导民众合理安排返城计划。另一方面，铁路、民航和长途客运巴士在售票时应严格把控客座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增派监管人员安排乘客分散就坐，确保所有乘客体温正常并全程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因春运返程而进一步扩散。

　　第二，要合理调配紧缺的防疫资源，尽快推进企业分批、有序复工。当前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短缺是制约企业全面复工的主要障碍，各地方政府在复工问题上不能“一刀切”，不能让复工诱发大规模群聚感染。首先，应在保障医院等一线单位的防疫物资供应基础上，重点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的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其次，鼓励有基本防疫条件且有紧急业务需求的企业尽快复工。最后，对于防疫条件较差且没有迫切营业需求的企业，鼓励其延后复工。

　　第三，要尽快启动应急企业救助计划，帮助企业降成本、渡难关。在国家已经推出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要根据自身财政情况，尽可能推出适合本地企业现实需求的救助计划。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减免或延后企业缴纳地方性税费，补贴企业营业场所租赁成本，增加财政担保中小企业贷款的力度，与水、电、交通、电信等公共事业企业合作降费或延缓收费，在税收优惠等政策方面积极奖励上半年大规模吸纳就业的企业，引导现金流困难企业与员工达成临时性薪资调整协议等。

　　第四，可根据各地财政能力发放电子消费券，以消费刺激经济快速复苏。消费是我国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疫情进入消退期后，各地政府可考虑与支付宝、微信、美团等互联网企业合作发放限时、限量、定向的“电子消费券”，鼓励民众在指定时间内增加消费，帮助企业度过生存难关。此外，在发放消费券时，应优先向低收入、失业或就业困难居民倾斜，并将消费品类主要限定于购买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务或消费品。各地政府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平台，实时监控消费券使用的大数据信息，做好过程把控，即使调整消费券发放策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2、长期政策：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防范类似事件的爆发

　　在“非典”疫情之后，时隔十七年我国就再次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疫情，严重扰乱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这提醒我们必须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防止类似疫情的再度爆发。

　　第一，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受传统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我国民间捕食野生动物甚至是保护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爆发下一轮动物传人疫情也不再是耸人听闻。因此，我国有必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源统一管理，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私人捕猎、交易和食用，由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和渔业管理部门，组建专门企业，全面垄断国内野生动物的保护性开发。对于中医药所需的野生动物资源，由专门企业统一开发、加工、销售。此外，我国还应考虑将野生动物私人捕猎、交易、食用等行为入刑，从源头上切断野生动物疾病传人的风险。

　　第二，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疫情防控体系，增强各地方的防疫能力。我国当前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失衡，这导致落后地区可能无法及早发现疫情，或者疫情发生之后也根本无力管控，最后扩散到全国。因此，我国未来应一方面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预警发布权下放至县市级基层疾控中心，确保潜在疫情的早发现、早预防。另一方面，应建设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区域核心的全国防疫体系，确保各地常备充足的防疫场所、设备、物资、人员，确保潜在疫情在本省能发现、能处理，避免异地诊断和救治延误疫情管控的黄金窗口期。

　　第三，依法拓展政府常态化信息公开的广度和力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此次疫情的爆发揭露了武汉市和湖北省在疫情防控体制上的诸多体制漏洞，而政府信息的不透明是导致这些潜在漏洞多年以来没被发现和填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未来应在信息公开方面不断进步，建设透明型政府：在广度上，各级政府应逐渐采取信息公开的“负面清单式”管理体制，对于非法律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全面公开，在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和智慧支持下提前填补体制缺陷和漏洞，以避免酿成更大的危机；在力度上，各级政府应探索信息公开质量的人民评议制度，定期组织媒体、企业、居民、学者等民众代表，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时性进行评议，并建立评议追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