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　周力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联合国这个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确立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国际道义体系和国际秩序，掀开了世界和平、发展、人权事业的新篇章。75年风雨兼程、砥砺前行，联合国建立践行集体安全机制，积极开展斡旋调解，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向冲突地区部署70余项维和行动；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动员全球资源，制定和实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人权两公约”、《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权文书，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世界正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在整体格局上，经济发展乏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抬头，“数字鸿沟”加深，价值观交流、交锋日益频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表现出跨国性、易转化性、主体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等特点。在具体表现上，美国急于“甩锅”“脱钩”“退群”，破坏国际合作，引发了国际政界、舆论界、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并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中东乱局造成难民潮，并由此危及人权保护的境况；东亚、拉美地区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开始于一个国家，最终波及到整个地区，经济低迷引发持续性的政治动荡；以及英国脱欧、叙利亚战争的后续效应等等。这些渗透进入人权领域，影响着个人、群体的基本生存、人身安全、就业、社会保障、发展等方面的基本人权。诸如此类的时空事件都表明了各个主权国家是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一类矛盾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一国的问题可能扩大成多国的困局，局部威胁可能牵引着整体和谐，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国际的政治态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形成这一些问题的原因，从表象上看是世界各国在保持内在独立性和应对外在新风险上能力不足，本质上却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相互关联出现了断裂或失去了平衡。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多样性基础上存在内在联系的共同体，将不可回避地结成一种全球连带关系。

　　这种全球连带关系在2020年面临了新的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让全人类遭遇了一场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新的风险。这一流行病暴露了全球社会的不公正，加剧了各国内部相互交织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对等。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冠病毒对所有人都造成了风险，但这种风险并没有在人们之中平等地分担，处境脆弱的人的声音被系统性地压制，他们的利益很少得到满足，被边缘化的风险增加。疫情让我们警醒，人类的安全无法仅仅通过免遭战祸来加以保证。除非所有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能真正安全，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人权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去反思和寻求更切合当前国际形势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在疫情防治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权。

　　正在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紧扣当今国际局势，在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情的背景下，讨论全球人权治理，包括COVID-19对人权的影响、促进和保护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推动发展权实现等议题，再一次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考量和审视人权普遍性和反对种族歧视等后续行动工作。强调一切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正、平等的态度全面地对待人权，各个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同时向全球呼吁采取具体行动消除和打击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行为，呼吁国际社会促进有效合作，并在合作中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这些对后疫情时代的人权保护，消除以自由价值为名的利益交换、贫富分化、多重歧视、仇恨言行，以及在全球层面消除结构性不平等和社会现实给人民带来的无力感，都至关重要。

　　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看待世界未来发展，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议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并将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的建设与维持始终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单边主义没有出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人权体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道义和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任何国家都应遵信守诺，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在此之下抛开所谓制度之争、地位之争、零和博弈，每个国家在获得自身发展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的发展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心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合追求，共建美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