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文泽（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金勇（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夏皓轩（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博士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新形势下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要路径。如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事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筑生态文明新格局、建设美丽中国的成败，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时代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多外部不确定性同步交织，对科学构建安全和谐、美丽可持续、富有竞争力的国土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引发了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作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致了关乎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危机，更暴露出全球正面临着日益紧张的人地关系问题。这也促使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度反思，并从自然中心观、人类中心观向人地和谐观转变，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其次，地球生态系统濒临突破行星边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倡议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人类正在消耗相当于地球生态承载力1.6倍的自然资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氮磷循环失衡等地球生物物理过程受人为扰动影响，一旦逾越行星边界，极有可能引发无法逆转的系统性破坏甚至巨大灾难。因此，势必要保证在未来时期内人类活动在不突破行星临界阈值的前提下进行。

　　最后，人类文明的嬗变亟需建立生态文明新秩序。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区域协调与效益提升，构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强调，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科学布局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全面增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仅是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手段，更在生态文明建设深化阶段对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协同发展起到重要引导作用。

　　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前世今生”

　　德国学者海克尔是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随着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拓展，生态学的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已形成了一个综合交叉、复杂多样的学科体系。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生态的理解逐步深化并产生新的共识，呈现出自然与社会人文复合的“大生态”特征。

　　生态以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纽带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耦合起来。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保障性服务，即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服务。第二，发展性服务，即能够产生高质量生态经济的服务。第三，提升性服务，即满足人类精神需求和福祉公平的服务。当生态空间遭到侵占或破坏，导致其生态系统服务出现障碍或高层次服务受损，就需要进行生态修复，即协助受人为扰动或其他外部负面影响的生态系统进行复原，使之恢复到稳定、可持续的健康状态。

　　自然资源部成立以来，从过去的土地生态修复发展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主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新载体，生态修复的空间及场域拓展至领土、领海、领空、专属经济区等，并且这些载体兼具自然、经济、社会与政治属性。其次是全要素，主要依托于“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着眼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要素综合治理。最后是多尺度，从局地尺度、景观尺度到区域尺度，要求形成多尺度耦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

　　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现实挑战

　　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仅要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本底，更要以全局视野考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错配、空间格局失序失衡、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实现“两山”价值转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从“看病问诊”到“强身健体”，如何由解决问题的思路转变为通篇谋划的战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同时映射出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复策略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凭借单一要素的修复无法满足整体提升的需求。如何跳出解决问题的修复思路，参考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综合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与安全韧性，是目前亟待构建的战略思维。

　　其次，从“大动干戈”到“顺应自然”，如何应用创新的修复理念“让自然做功”，避免过度人为干预。过去20年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提出并逐渐发展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即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益处的活动。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科学认知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前提下，如何将创新理念结合科学技术释放生态系统自身潜能，是当前仍需突破的变革方向。

　　再次，从“山穷水尽”到“绿色发展”，如何依托“绿水青山”转变现有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也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生动形象地阐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如何在“两山”理论指导下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破解现实中资源环境的约束、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资源的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是现阶段绿色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最后，从“速战速决”到“久久为功”，如何应对生态问题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构建目标长远的优化机制。随着全球变化加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生态系统在人为与自然的双重干扰下可能会诱发结构失衡和功能衰减，从而影响服务供给。在对复杂、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进行管理时，如何兼顾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适配性原则，建立健全科学可持续的生态修复优化机制，持续优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服务，是如今生态治理的主要难点。

　　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这一宏伟目标，就是要解决人类发展同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构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的国土空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以及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的壮阔蓝图，需要深刻认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需求与新挑战，更要探索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经济规律的发展路径，科学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增进人类福祉。

　　第一，要全面深化生态思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方面要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与服务，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基本逻辑，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强化大生态意识，不仅要着眼于各类空间生态修复的整体性，还要关注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性与修复目标的综合性，从片面追求生态空间规模转向质量与效益并重，注重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

　　第二，要利用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将更多创新理念与先进技术应用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科学引领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围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手段，融合创新理念，构建生态修复科技集成体系，形成监测预警—量化评估—实验示范—动态监管的全流程管理模式。从域外经验到本土化探索，从传统手段到多元技术的运用，整体提升生态修复的理论视野、分析能力和精准程度，做到多尺度观测、多方法印证、多情景模拟，不断强化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科技支撑，助推绿色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第三，要积极探索“两山”转化的实现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要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展生态经济已成为提振内需的重要途径。在发展动能的深刻变革中，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促进社会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一方面，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靶向，探索生态修复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融合发展策略，不仅有利于自然资源保护，还能够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加快促进“两山”转化。另一方面，借鉴“小政府、大市场”的国际经验，转变财政资金大量投入的现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探索市场化模式，形成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第四，要有效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将以往的工程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从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转向生态系统的“长治久安”。首先是基于因地制宜、标本兼治的思想，优化生态修复机制，着力解决区域环境问题、恢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动态协调、持续优化生态修复方案。其次是严格执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做好修复前调查、修复中监理、修复后监督，同时统筹兼顾利益相关方参与生态修复，协调好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最后是完善生态修复奖惩机制，可以考虑将修复绩效与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相挂钩，提升生态修复效力。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A06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