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表明中国将以更加饱满的信心、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主动的姿态，以深化国内改革为切入口，全面接轨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构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体系。

　　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入世”在政策层面“倒逼”国内改革，对提高我国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改善行政效率、提升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均产生良好效应。在保持自身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开放也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逐步成长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过去数年来，伴随逆全球化思潮的回流，加之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亦引发各国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的反思。区域一体化成为各国扩大对外合作、确保区域安全、加快全球布局的重要手段和替代选择，标准较高、范围较小、伙伴选择自由度更高、谈判难度较低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成为新一轮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一直秉承多边主义、开放姿态。在继续坚定支持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坚持走高质量发展、制度型开放的道路。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之后，中国又正式申请加入CPTPP，在参与全球多边经贸治理、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升级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巨大冲击的当下，作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如能顺利加入CPTPP，不仅有利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也将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的国内改革，就是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与国际对接，尤其是实现与高标准规则的对接。CPTPP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追求，与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利益总体相符合。

　　近年来，国际经贸形势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地位上升，国际分工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占比提高。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监管等“边境上”措施向“边境内”延伸，内容逐步涵盖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国内规制领域，规制重点转向竞争中立、监管一致性、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非经济因素，并不断提升规则的可执行性。CPTPP的价值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现代治理”和“可持续发展”，CPTPP的规则特点是广泛涉及国内政策和治理模式，力图削减边境内壁垒。

　　我们申请加入CPTPP，不只是简单地打开国门，而是要和国内体制改革相联动，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更多领域加大改革开放和执行力度。

　　过去2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贸成就，但入世所带来的红利正在逐步衰减。申请加入CPTPP，有助于重新获得改革和开放的红利。利用新的“倒逼机制”，加速国内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良好形势，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当前，要打破中美博弈僵局，摆脱西方“规则合围”被动局面，我们必须加速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有效解决上述焦点问题，力求取得重大的制度性突破，从而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化需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

　　经贸关系背后离不开政治博弈。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摩擦，拉拢盟友打压中国，其理论和舆论基点，就是以市场经济的“正统”自居，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并竭力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炒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实行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

　　应当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国有经济、政府干预、产业政策。WTO可以容纳不同性质的成员，CPTPP可以吸收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全球化需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制度之争只是西方刻意制造的伪命题。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不能也不应成为阻止中国加入CPTPP的障碍。

　　从目前CPTPP各方的表态来看，中国加入CPTPP不会一蹴而就，应当对谈判的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国内改革。其中，诸如电子商务、服务业开放、政府采购等议题，不仅包含于CPTPP现行规则之中，也是WTO当前谈判的主要内容。无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CPTPP，只有锐意改革，完善自我，才能不惧于任何外部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