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李书舒：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福利体系、京津冀发展、涉外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年规划制度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蒙克、钟林睿：发挥福利体系分配调节作用，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钟林睿表示，福利体系作为一种旨在降低社会风险和改善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其包含的许多社会政策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有着积极作用。针对初次分配，主要应体现在提升劳动收入，调整分配情况上。近年来，中国的福利体系向“社会投资”范式转型，针对初次分配结果福利体系不应仅仅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补偿，更应当帮助他们提升应对挑战和风险的能力。具体来看，教育保障（如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如继续教育）政策是社会投资理念在中国福利体系领域的具体体现。针对再分配，福利体系中的选择主义福利和普遍主义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再分配手段。选择主义福利形式如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普遍主义福利形式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针对三次分配，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都是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其中，针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减免是一项有效手段。

　　摘编自光明网

　　【王晓明、李书舒：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书舒指出，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开启了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新篇章。7年多来，京津冀区域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科技产业创新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面向“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下面临的各项挑战。首先，要围绕国家战略性任务，推动京津冀三地构建梯次布局、协调联动的区域综合性创新体系。其次，要围绕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实现京津冀现代产业体系协同，促进形成创新合力。再次，围绕核心技术创新，实现京津冀创新政策体系协同，强化三地创新资源对接，加强核心创新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此外，要加强创新资源投入，培育和壮大若干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节点，在雄安新区科技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科技创新区等地区形成创新高地，辐射带动周边共同发展，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整体效能。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伟光：深化涉外法治体系理论研究，提升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杨泽伟指出，我国与世界联系互动越来越密切，涉外事务领域不断拓宽，这对涉外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提升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深化涉外法治体系的理论研究，为涉外法治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具体来看，做好涉外法治工作，一方面，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研究。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涉外法治的重要地位、重点任务、工作布局等问题，研究如何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更好运用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两个规则体系维护我国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要推出更多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的学术成果。我们要聚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对国际法、国内法提出的新要求，从理论上研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产生的多边合作法律机制问题，研究我国法域外适用中现实问题的解决；研究如何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研究如何构建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此外，要注意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涉外法治话语体系。我们要善于从我国涉外法治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和国际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洪银兴：立足伟大实践，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可以提炼和总结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境界。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观。第二，推动发展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相当长时期偏向生产关系，主线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线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偏向生产力研究，另一方面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第三，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问题导向。新发展阶段内涵丰富，既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又体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在这一科学判断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了问题导向的要求，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导向、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现代化问题导向。第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三个维度。第五，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经济运行分析的新境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运行分析开拓了新境界。最后，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关于二者的规定，实际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内容。

　　摘编自《经济日报》

　　【尹俊：更好地理解我国的五年规划制度】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尹俊表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编制实施14个五年规划（计划），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规划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部规划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经济史。回顾我国五年规划的历程，虽然最初学习了苏联模式，但我国规划制度一直在不断探索、改革、发展和完善，形成了“适应性宏观计划+激励性目标治理”的科学规划制度。相较而言，中国的规划制度本质是一种柔性的、较为灵活的弹性规划制度。而弹性规划制度的重要优势就是实现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具体而言，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既是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宏观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期性、延续性的科学计划，也能充分吸纳市场的诉求，适应市场需要，对目标、内容、任务进行不断调整。中国五年规划的实施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将各个层级不同领域的政策主体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引导或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制约各级政府的行为。

　　摘编自《学习时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