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立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判断，对中国长远发展的未来展望，多次强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人们需要立足新时代中国战略发展需求，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态势，理清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紧抓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存量巩固、增量改革的国家战略有效应对，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与世界共同成长。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大国战略博弈的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不断强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对国际政治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正在重塑世界格局。近代以来，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引发世界变局，每一次世界格局的最终形塑也都与科技革命紧密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迅速发展，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成功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世界变局波动相对较小，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世界霸权的更迭，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的全球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数字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西方大国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持续推进，“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被再度重构。

　　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引发全球治理深刻变革。近年来，部分西方大国政治极化态势明显、“逆全球化”思潮频频抬头，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行动，仍在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经济全球化并非百利而无一害，其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给各国的经济环境甚至主权带来严重冲击，引发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国际体系的调整变化。纵览人类有史以来的“变局”，大国博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变局”为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提供了场所，大国战略博弈反过来又推动了“变局”的加速演进。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曾一度尝试构建单极世界，但未能获得成功，世界多极化态势日益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美国等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对华推行技术霸权主义、发起贸易战，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强化世界多元发展。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之前“大变局”中占据先机、迅速发展，在全球文明中的优势明显，由此形成长期以来的西方文明压制、敌对其他文明的态势。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压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重重矛盾。“二战”结束，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各文明代表国之间的实力不断缩小，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断增加。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欧美等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态势明显，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多元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击引发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调整。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比如，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沉重打击，极易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疫情大流行与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织，致使国际秩序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也给中国经济整体向稳向好发展，乃至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带来诸多挑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更多是着眼于国际格局、全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新趋势提出的。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角度来看，大变局中的“变”，是一种正处于刚刚开始、世界体系某些方面发生变化的“量变”阶段，这种量变短期内难以构成世界体系的剧变，尤其是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一时难以出现，但指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前进态势。因此，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以及两种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发生了新变化，潜藏着“变”与“不变”的双重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角度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转变，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差别不断缩小，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增强；从国际秩序革新的角度来说，“两极格局”结束以来的国际体系正在不断瓦解与重构，发展中国家群体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博弈，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驱使世界多极化的均衡化发展，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的“东升西降”态势日益明显；从科技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于全球产业分布、大国关系影响日益突出，各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积极作为，将对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的重塑产生深刻影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和平、发展、治理、信任等维度面临赤字危机，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黑命贵”等民权运动勃兴，昭示着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制度性危机，相对应，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大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从世界发展大势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被各国所接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不会改变；从全球根本性力量结构、两种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但国际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进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发展尚需一个过程，短期之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的态势，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还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与艰苦奋斗；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强化，但民族国家仍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政治单位，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首要考量，国内治理仍然优于全球治理，而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不惜损坏自身形象，强调本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全球“逆全球化”思潮反弹的根本性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应对方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叠加影响，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摒弃思想误区、紧抓历史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扮演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保持“变”与“不变”中的战略定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其中的“变”与“不变”，身处变局中心、对变局走势影响极大的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积极作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严防方向性错误的出现；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外交往中充分尊重他国的权威尊严、文明特质；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努力，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摒弃对大变局的理解误区。关于大变局的讨论，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精准研判历史大势，破除思维定势、摒弃理解误区：一是摒弃将变局等同定局的思维误区，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是一个“进行时”“将来时”而非“过去时”，变局越大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实现并不等于轻轻松松地完成、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并不等于美国不会对华采取遏制措施、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战争与灾难的完全消失、经济向稳向好发展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

　　二是摒弃意识形态上的盲目对立情绪，过分夸大两个制度、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落入西方国家的新冷战陷阱，应当将中国视为世界公正秩序形塑的积极推动者，而非现有秩序的破坏者。

　　三是摒弃过分贬低西方、夸大自我的错误认知，过分高估中国在大变局中的掌控能力，应当认识到1648年以来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和颠覆性变化，应当估计到美国面对中国迅速发展势必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污名化和遏制措施，应当更加看重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业绩，而不是以未来预计数据为据过分乐观。

　　四是摒弃将历史必然性与当前发展战略相等同的狭隘思维，不能将大变局的战略研判视为战术应用，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大变局中的积极作为，并非构建所谓的“中华帝国”，也不是以构建新的“华约”来对抗西方的“北约”，应当认识到大变局的更迭需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而非中国的单打独斗。

　　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判断国际形势、紧抓战略机遇期，统筹国内建设与对外关系、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以中国道路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赋予全球治理新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提高公共产品的国际供给能力，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团结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联动效应，增强我国对外的正面溢出效应；积极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协调能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强调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妥善应对大变局中国际风险的持续挑战；坚定文化自信，夯实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能力，整合国内外媒体传播资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为重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尤其是围绕减贫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蕴含的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形塑良好的国际形象。

　　【本文受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21世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研究”（21FKSB057）；2021年度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发展追踪研究”（2021CXC17）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