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兴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党和国家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个大局”实施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方面，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长远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还应当着意于研究型大学转型升级发展下的“模式”创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成为大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顺应新时代、承担新使命、实现新发展的共同追求。

　　“三大特征”凸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时代价值

　　回应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新情境”。自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国教育大会以“九个坚持”确立新时期教育发展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大学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方向等。面对新环境、新需求、新任务，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顶层设计的有效落实，是我国高等教育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举措，是我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应然要求。

　　凸显研究型大学“新使命”。在科学研究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同时要进一步聚焦量子信息、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和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发挥关键性作用。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为我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智力支撑，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领域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作出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超常规方式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在办学体制与办学模式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以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为抓手，发挥高等教育“试验田”功能。可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对我国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继承与超越，更意味着“双一流”建设的提质增效、赋权赋能，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一招。

　　契合世界研究型大学转型“新趋势”。柏林洪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崛起反映了大学从确立“研究”功能到主动“为社会服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跃迁。新科技革命下，各国研究型大学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面貌虽然尚未完全显现，但轮廓已然清晰。在较长时间里，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后来者”，“仰视”和“引进”成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实现了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过渡，而且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真正崛起，大学发展模式的成熟与创新是重要标志。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突破，同时也是力求通过研究型大学的“中国模式”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中国经验”。

　　“三I原则”擘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蓝图

　　当前，对于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学界尚未取得共识。在此，不妨以三个首字母为“I”的英文单词Innovation（创新）、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disciplinarity（学科交叉）来阐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三I”原则。该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而且让我们明确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创新——进一步推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主要靠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前，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双一流”建设方案，努力将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国际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只有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交流，不断吸收国际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学习借鉴世界著名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成功经验，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最先进状态。另一方面，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发挥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知识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需要我们把国际化融入到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各项工作中，把国际化看作大学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更加重视大学国际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设。

　　学科交叉——进一步实现研究型大学学科交叉。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大多是学科交叉的成果，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和新学科的产生往往是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结果。事实上，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同样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叉学科的出现是二战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反映，它标志着一个以问题为中心、以应用为导向、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优先原则，突破传统学科组织、制度、文化壁垒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学科的优先顺序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知识变化为技术知识、应用科学、基础科学。高等教育由注重学术本位到更加重视社会本位，更加强调知识的应用价值，更加强调大学为社会做出的现实价值。为应对知识生产模式变迁和学科制度危机，发达国家的大学主动进行去制度化改革，建立了许多跨部门、跨学院、跨学科的横向组织。

　　实践证明，多科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往往容易产生新兴学科，也容易在学科交叉地带产生重大研究成果。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促进传统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提出了迫切而明确的要求。如何创新学科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内生要求，成为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