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着力点

　　作者：马国勇（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欣（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研助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方案的理论基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绿色引擎，是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塑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创新举措。进入新发展阶段，找准、抓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着力点，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遵循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拥有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关注点，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而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积极回应人民的所需、所想，正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因此，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价值取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主题。从人与自然是利益共同体维度来说，“利益”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追寻，但人类所追求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红线，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战略取向，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融合发展。

　　从人与自然是发展共同体维度来说，“共生”一词凸显了“发展”的价值取向，在促进生态产品的过程中，要注重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发展，增强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使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多元化需求。

　　三、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力量

　　“生态-商品-货币-资本”这一演化逻辑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资源在人类社会的推动下逐渐实现资本化的过程，不仅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使用价值，更让生态资源的“品质”转化成经济效益。但是自然生态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是将自然视为“生产力”并实现对其资本化利用，是对生态环境的真实贬低与蔑视，改变着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生命共生关系，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与有机统一的关系。我们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使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既体现有效市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又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在维持市场秩序、制度顶层设计方面的长处。如果仅仅依靠纯粹的“完美政府”或“自律市场”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无疑是柏拉图式的精神幻想。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生态产品价值必须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中动态实现。

　　在加强政府与市场目标计划选择方面，必须强化有为政府战略决策与有效市场灵活决策的内在统一，以及长期发展目标与及时效率目标的有机融合，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小诉求”，又能够体现国家发展的“大格局”。在加强政府与市场生产供给方面，政府要与时俱进，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的“强烈诉求”，强化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同时也要善于引入有效市场力量和竞争机制，培育生态产品生产成为战略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以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在加强政府与市场制度变迁方面，不仅需要有为政府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综合实力，创造有效市场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需要激发有效市场的创新力和倒逼机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获得必需的制度基础、政策引导和权威力量，以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效率和效果。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协同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作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好的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减贫效应、机理及路径研究”（18BJY0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