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峥峥（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扎实有效地开展乡村史志的编修工作，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当前，乡村史志的修编工作已经得到各级高度重视并全面铺开，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编修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效果难以充分发挥等问题。因此，进一步提升乡村史志编修的科学水平，有效发挥乡村史志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的现实课题。

　　传统的官修志书止于县一级，乡村史志编修多处于自发状态。2016年开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2017—2021年，共完成2059部乡镇村志的编纂出版。在记述中国名镇、名村的发展变化进程及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而且，在编纂体例上打破传统的方志结构体，着眼于可读性和传播性，为乡村志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每个乡镇村落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些经济繁荣、特色突出，有些则特点不够鲜明，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别较大。在这种背景下，从数量庞大的乡镇村落里选出一些重点，以点带面地推动乡村史志的编修工作是符合实际的。具备条件的可以按照目前相对完善、全面和科学的标准，试点先行；条件不太具备的，可以先从基础工作做起，注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为今后的编修工作打好基础。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遗产进行留存，详细记录成功经验和发展历程。

　　乡村史志编修是一项复杂工程，收录内容涉及面广、编修水平要求高。这就需要各地强化制度建设，确保乡村史志编修的持续推进。在省级层面，可以把乡村史志的编修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到各地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任务中，指导组建各个层级的志鉴编纂委员会，加强对乡村史志编修的推动。在乡镇层面，可以由乡镇“一把手”牵头负责，以利于协调各部门支持与配合，保证可以随时解决推进中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建立“农民＋专家”的编修模式，发动农民收集资料，邀请当地有关专家当主编，建立多维度的村史、村志资料收集及编修网络，确保编修内容丰富、质量上乘。如正在编纂的《贵州村志》，将传统方志、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方法运用到村志编修之中，拓展村志的史料来源，有效记录贵州原始村落的文化风貌。这种把课题研究与乡村史志编修融合在一起的做法，提升了编修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增强了乡村史志的学术理论价值，为更好体现乡村史志的文化价值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类似的创新在各地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因地制宜地加以借鉴。

　　乡村史志的编修，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乡村史志收录的内容，应当具有基本的“乡土气”，要修用并举，成为一块能让本土乡村文化生根发芽的沃土。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村民从查阅家谱开始，编修第一部《白沙村志》。村民们凭着对乡村文化的挚爱，让白沙村创造了一个文化传奇。2002年白沙村实施整村搬迁、下山脱贫，如今白沙村走在了当地致富奔小康的前列。目前白沙村已经完成了三部村志的编修，并开启新一轮志书的续修。《白沙村志》把白沙村600多年的风雨历程和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的巨变融入志书，成为展现中国乡村巨变的活标本。他们的实践说明，以编修乡村史志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从编修乡村史志切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进而有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乡村全面振兴，将让乡村史志的编修提升到更高水准。浙江省桐庐县推出“微村志”的概念，以“见微识乡村，修志凝乡愁”为主题，以微博、微信为志稿采写和传播发布的主要平台，让村志编修在覆盖面、参与度和利用率方面得到明显提升，并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开发。他们的实践证明，乡村史志的编修，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充分融入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元素，才能让乡村史志的文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更大的文化效能，实现更为明显的社会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