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格局推进国际安全理论创新

　　作者：苏若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形式系统论述了国家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全面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塑造稳定的内外环境。在构建新安全格局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及其对我国内部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将成为国际安全理论创新的一大现实推动力。

　　系统性安全风险与理论边界拓展

　　由于全球的高度互联性与风险的高度流动性，各个国家面对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安全风险也日益呈现系统性特征。这种系统性一方面表现为随着风险源不断增加，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空前丰富，时空跨度空前宽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类安全风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方式联动叠加。这些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安全环境、预判风险源及其串联路径提出了挑战，也为拓展安全理论边界提供了可能。

　　传统的安全研究在议题上更偏重传统安全、外部安全，在安全主体上更关注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更依赖还原主义的方式，事后寻求因果联系。但是，这种为应对工业社会时期安全风险特征而生的研究思路，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安全风险的理解。为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质上是系统、整体的安全观，不仅强调各种安全议题的相互交织、各种安全主体的相互依赖，还特别重视对安全风险的前瞻性研判。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详细阐述了其“五大要素”的系统辩证关系。在新安全格局下，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将面临新的使命和要求，既要关注历史、完善经典安全理论的机制性论述与实证验证，也要关注安全风险的新特征，拓展经典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空间。

　　安全风险联动与理论机制探索

　　如果说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新安全格局则是重点关注在风险地域上统筹国内与国际安全、在风险场域上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双统筹”。而“双统筹”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安全风险的系统联动机制，从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的联动是指各类风险的耦合、叠加、升级，并最终危及国家安全的现象。学界对国家安全风险联动的研究兴趣由来已久，但是研究侧重点却历经多重变化，从关注安全风险的内外跨空间联动，到关注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之间的跨问题联动，再到关注安全风险的多维度联动。具体来说，现有研究关注的安全风险联动路径主要包括超越国家边界的横向联动和自下而上升级的纵向联动。

　　安全风险的横向联动或内外联动主要是指国际风险演变为国内风险。这种安全风险产生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然外溢的安全风险。国内外学者一开始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风险的外溢，包括叛乱、内战和革命等事件超越边界的扩散。随着新安全内涵与安全议题的扩展及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外溢效应，关注难民、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其二，人为转移的安全风险。替罪羊理论以及转移视线战争理论为这种风险的产生提供了解释机制。具体来说，这类理论认为当面临国内危机时，国家可能要么归咎于其他国家，要么发动对外战争、挑起对外军事纠纷，以此来转移本国民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国内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客观上造成其他国家的外部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的纵向联动主要表现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升级为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上升为政治安全风险等。其中，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关注重点是外部力量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的纵向联动，即一国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催化内部安全风险升级。国际干涉可分为隐蔽行动与直接干涉，具体表现形式有支持国内反对势力、鼓动反动舆论、国际施压和军事干涉等。

　　总的来看，既有国际安全研究对安全风险的联动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仍多侧重单一安全风险情境或者单一联动维度，不能对多种情境或多维度的风险联动机制进行系统整合，也忽视了风险横向、纵向的系统联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仍沿袭还原主义思维来甄别引发风险联动的相关因素，这就使其无法系统地解析安全风险的联动耦合关系。最后，在研究目的上，既有研究多关注安全风险的事后因果检测，较少地将机制应用于预警防治实践，因而也就无法为如何防范重大安全风险的联动提出具体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这些都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

　　内外冲突关联与理论发展尝试

　　冲突和战争一直以来就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核心关切。自冷战后期内战研究兴起以来，国际安全领域就将研究对象简单划分为国际冲突和内战两个方向。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尝试打破国际冲突研究与内战研究的壁垒，但是这两类研究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然而，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冲突的爆发及影响完全突破了传统地域、时空的限制，因此冲突研究也应相应地进一步打破国界与类别的限制。其中，作为连接国际冲突与内战的特殊国际安全现象，内外冲突关联值得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内外冲突关联强调国内冲突（危机）与国际冲突（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前地区冲突带来的全球性影响进一步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冲突越来越呈现出系统性特征。内外冲突也以一种全新的系统方式串联，这种系统性特征既体现为冲突直接影响（如战场结果、范围和舆论发展）的难以控制，也表现为冲突间接影响（风险串联）的难以预计，这对传统国际冲突理论提出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也放大了人类在理解复杂系统时的认知局限。因此，国际安全研究需要发展新的内外冲突关联理论，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冲突与内战研究的对话，也丰富了内政与外交关联的理解，更有助于完善新安全格局下对统筹内外安全的学理阐释。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重大安全风险的联动效应与对策研究”（2021EGJ002）、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防范化解外源性安全风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21PJC07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