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战略行动孕育新的教育文化

　　作者：李玉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信息化教学专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践已超越先前意义上的资源、系统、评价及模式发展，走向场景、业务、机制和文化的创新，国家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速了教育变革进程。当前，这一发展动能正催生出新的教育文化，并反映在教育治理、网络研修、共同体建构及科技向善的价值追求等诸多层面。

　　科技赋能的教育治理文化。历经学校信息化、区域信息化和“互联网+教育”多模式发展过程，教育数字化发展面临着深刻的时代性挑战。一方面数据赋能的现代教育治理给教育管理带来了时效性、动态性和精准性的特征，跨域合作、跨部门合作逐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课堂教学实践迈向以素养为导向的全过程育人，教师的跨学科教学实践能力、持续性表现性评价能力等专业发展需求越发强烈，这些教育实践需求反向诉求教育治理的综合性与协同性。因此，多主体协同是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学校治理上，应推动校本化教研、科研、教学及教师发展的协同；在区域治理上，应推动面向学校业务域的流程化协同，建立协同、对话、创生、共享的区域教育治理文化。加强横向、纵向协调联动，建构纵横相通的数字教育治理文化环境，确立齐抓共进、运转高效和协同发展的教育数字化管理新思路。制定保证多主体协同发展的引导性政策文件体系，构建政府、中小学校、高校、家庭和企业等多方参与联动机制，建设权责明确、协同精细、流程优化的协同教育服务机制。推进各类管理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和深化应用，打造“多元参与、高效协同、精准时效、开放共享”的教育综合治理新生态。

　　“互联网+”赋能的研修文化。服务教育数字化战略，亟须更新教育观念、升级育人模式、创新课程形态、发展课堂生态、推动评价样态，最终落实都需要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水平的整体提升。这需要深刻的、广泛性的教育文化变革，应大力推动“互联网+”研修文化的创新发展，应发展多层级“互联网+教研”生态，以适应“引领与保底”“伴行与共生”特征需求的大规模、高层次现代教师专业能力发展需求。

　　为此，应进一步创建新时代“互联网+教研”理论体系。立足中国大地教育实践场域，以多层级理论专家及一线实践专家引领，推动教师发展领域的广泛汇聚、跨域对话、群智协同，以自下而上实践生成的视角，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贴身的伴行力量。立足现有教研体系，开放性建构互联网环境下师范高校引领、多领域专家合作、行业旗舰平台协同、服务生态融合的新教研，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融合及持续迭代发展，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精准性和时效性的专业学习体验。

　　虚实空间融合的共同体文化。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角色，教师专业化发展除了需要注重提升其专业知识及教学技能外，还需要注重数字素养以及学习科学、脑科学等知识域的学习，需要从创新开放性、富有韧性和发展张力的新组织形态中获得终身发展的能量。要着眼物理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的融合，建构时空、地域、机构、人员等全要素重构的教育数字化实践赋能体系，形成多层级、区域性、主题化的互联网教研共同体。

　　共同体通过跨校、跨区域现代化教育实践，围绕课程、课堂、评价和立德树人等主题，创新互联网化教研、教学和虚拟组织产品与服务，开展群智性、开放性实践与对话。在多样化网络研修实践共同体中，参与教师基于共同目标、共同愿景，开展共同主题的共同体模式实践，实现教师身份从新手到专家的动态转变，助力广大教师的专业成长。

　　科技向善的创新育人文化。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性应用，特别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元素广泛进入教育教学核心地带，冲击和改变着整个教育系统生态和教育秩序，尤其体现在人文价值、教育中的人伦关系、教育结构和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同时，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本身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标准、合理的伦理限度及“强制性”法律手段加以规约，其引发的伦理争议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挑战，也在实践上给一线教育管理者带来了现实困扰。在育人为本、科技向善科技伦理原则下，教育领域科技应用要面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涵盖知识、技能、态度、情感、价值观等维度，因此，要进一步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教育更自然更融合的未来教育新生态，培育与发展科技向善的创新育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