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在西方经济学中催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大多希望按照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流行的是结构主义思潮。该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样的制造业无法依靠市场自发建立，必须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来建立。但是，一些国家按照这种方式付出巨大努力建立起的相关产业，却因为超越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造成经济停滞，危机不断。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新的思潮，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资源错配，需要采用“休克疗法”，实施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制度。但是，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按这种方式进行改革，却遭遇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渐进式改革，同时注意发挥政府在建立工业园和开发区、改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在经济转型中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发展经济学理论要切合国情才能解决发展问题。不同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样，要素禀赋也不一样。什么样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即产业和技术）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在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在土地或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是土地密集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而要把这些生产结构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发挥出来，还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同时构建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就能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剩余，更快速积累资本，使比较优势逐步转变为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和技术，为生产结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进而跃升到更高发展水平。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没能让发展中国家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等与发展中国家都有较大差异。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发展阶段决定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决定生产结构；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与生产结构相匹配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直接套用以西方国情为基础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势必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我们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甚至对人类生产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评价标准，那就非常荒谬了。只有从自身实际出发，总结自己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充分发挥理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作用。

　　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理论突破的重点。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就要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这就要求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激励和保护原始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使之与转型升级后的产业体系相配套相协调。这就要求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在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这充分说明，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既要发挥好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破除制约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形势和任务，给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提出了更高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发展经济学发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我们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摆脱贫困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