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的动力可以来自于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够不断产生好经验好做法，对其中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加以总结提炼，可以上升为制度。制度创新的动力也可以来自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突破。比如，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同时，创造了古代社会中领先的制度文明，积累了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治理智慧。近代以后，一些人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试图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然而进行的各种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我国实际，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好用管用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总结、充分运用我国古代关于国家制度的思想精华、智慧结晶，不断推进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我国古代的制度设计，在许多具体方面都彰显出独到智慧和独特优势。

　　比如发端于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理念。自秦汉以后，死刑的最终裁量权逐渐收归中央；隋唐以后，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既分工明确，又彼此监督制约，从机制上确保了慎重适用刑罚。明德慎罚是中华传统法文化中德治、仁政及民本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

　　又如在古代发挥显著作用的调解制度。古代的纠纷调解大致有民间调解、官批民调、官方调解等形式。并非所有民事纠纷都到公堂之上打官司，有许多纠纷在德高望重或值得信赖的“中人”说合下，在民间就得到化解，体现了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再如以“天人合一”为伦理基础的传统生态环境文化。从法律规范维度观察，在古代礼法、律典、敕令等中，都有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例如，战国末期秦国的《田律》中规定，春二月，不得伐林木、堵水道；除非夏季，不得燃草作肥。汉代《二年律令》中也规定，春夏之季，不得伐树木山林。

　　还有官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很早就被纳入考核规范。西周时期《周礼》规定从6个方面来考核官吏的职业伦理：是否有良好的声誉，是否有贯彻政令的能力，是否恪尽职守，是否品行端正，是否守法，是否能明辨是非。秦简的《语书》提出良吏、恶吏的区分标准。《唐律疏议》和《唐六典》还规定了司法官缉捕、讯囚、审断、行刑等各方面的责任制度。是否遵循“德治”“民本”，是对官员进行评价的传统标准。

　　深入挖掘分析中国古代相关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运行状况，能够为今天的制度构建和完善提供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借鉴，积极进行法治建设。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用不拘地点、方便群众的形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有效解决矛盾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运用我国古代制度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增强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力，让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接通历史文脉，获得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