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庭（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新时代新征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文化法学是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法学创新发展，为加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提供学理支持、学术支撑。

　　把握文化法学学科特点

　　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要遵循法学学科发展规律，准确把握文化法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促进文化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高质量发展。

　　时代孕育的新兴学科。从全球范围看，文化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程度与各国的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新征程上，进一步保障人民文化权利，规范文化行业秩序，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学提出了紧迫要求。可以说，发展文化法学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面向实践的应用学科。文化法学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又在积极回答实践问题中实现创新发展。新时代，文化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网络安全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文化立法相继出台，出版管理条例、志愿服务条例、博物馆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纷纷制定修订，我国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但也应看到，文化法治建设还存在立法有盲点、执法不到位等问题。文化法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围绕我国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规划、重点改革、重要举措等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法律政策研究，系统研究文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更好服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崭新实践。

　　多元复合的交叉学科。文化法学的研究范围涵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既包括文化事业，如公共文化服务、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法律问题；也包括文化产业，如出版业、广播电视产业、电影产业、互联网内容产业、音乐产业中的法律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了文化法学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法学、传播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研究解决相应法律问题。文化法学突破传统部门法的研究疆域，贯通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呈现出多领域综合、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文化法学需要以问题为牵引，积极开展跨学科、跨部门法的交叉研究。

　　践行文化法学使命担当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法治动力、提供法治保障，迫切需要对文化法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文化法学研究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服务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明确了目标指向。近年来，文化法学植根新时代文化建设沃土、服务文化法治实践，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文化法学相关研究机构数量不断增长，发展态势良好，论文、专著、教材等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要求相比，文化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限制了文化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应超越传统的立法论、解释论等研究角度，不仅要研究文化法规范本身，还要研究文化法规范和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法治保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不断提升文化治理效能以及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下更大功夫，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作出更大法学贡献。

　　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法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必须加强对文化法学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化法学知识体系上着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做西方法学理论的“搬运工”。要切实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出发，深入研究文化法的历史发展、科学内涵、基本原则，文化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文化权利和义务，文化法的执行等基本问题，深入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等各方面的文化法律制度，总结提炼我国文化法治建设中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为加强文化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培养高素质文化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增强，社会对既了解文化行业实务实际、又熟悉相关文化法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文化法学要做好培养高素质文化法治人才工作，就要在学科建设中打破法学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艺术学等文化艺术类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壁垒，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培养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文化法治人才。

　　增强文化法学发展支撑

　　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对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夯实文化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人才基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可以从理论指导、政策支持、学术环境等多方面加强对文化法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和保障。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加强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确保文化法学教育和文化法学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教育引导广大文化法学研究者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坚持用科学理论解答实际问题，不断彰显文化法学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完善学科建设举措。在课程设置上，可组织编写高质量的文化法学系列教材，在法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领域开展文化法治人才交叉培养，推动文化法学教育和文化法学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师资建设上，优化文化法学教师队伍结构，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相关法治工作部门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学生实习实训等环节深度衔接、有效合作。此外，还需加强文化法治建设相关各方互动交流，如加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互动交流。

　　优化学术发展环境。要大力加强有组织科研，围绕推动文化发展、保障文化安全等文化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完善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加强文化法学学术交流，比如，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行业调研、学术研讨，打造文化法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加强文化法学对外交流，通过开展双边多边合作研究、共同举办学术论坛、互派访问学者等形式，拓展对外交流领域和渠道。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提升文化法学的国际传播效能，为我国文化法学学科建设创造更好国际环境。健全学术规范监督机制，落实学术不端与师德失范处理处罚联动机制，引导教学研究人员潜心钻研、打造精品，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