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更好借鉴传统司法智慧，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司法在司法理念、裁判方法和程序设计等方面都展现出立足实践需要、富有民族特色、经受历史打磨、取得显著成效的独特制度理性。

　　形成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中国古代称天、地、人为“三才”，认为人在天地之中，兼具理性与道德，体现了古人的自信和对人的肯定。重视人命、人心、人力的思想源远流长，积淀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和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即反对专任刑杀，重视道德教化，尽量保全生命、劳动力和家庭，并形成相应的若干制度设计。在汉代，体恤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已经制度化。南北朝时期，州县死刑案件已不得自行轻易处决。唐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度，地方死刑案件要三复奏。清代一般死刑监候案件都要经过秋审复审再予决断。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安定，必然要追求司法之“平”。“平”就是公平，就是合理，反映了中华法系的秩序观和正义观。同时，在哀矜折狱、恤刑等思想指导下，“平”也蕴含着重生、钦恤的意味，表现为在拷讯、定罪、量刑中要相对宽和、平恕。

　　运用守文原情、有经有权的裁判方法。兼顾天理、国法、人情一直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价值旨归。古人认为，国法源自天理并以天理为最高依据，顺应天理的国法也就顺应了人情；人情必须受国法的控制和矫正，国法对人情的规范也要顺人情而为。中国传统司法将法律、礼制、儒家经义、民间风俗等多种资源整合起来，以综合性、全局性的思维开展司法裁判，追求案件结果公正合理和良好社会效果的统一。这种裁判方法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步形成的。秦代与汉初深受法家影响，为实现司法统一，严格依法裁判，即守文而判。西汉董仲舒等儒者通过“春秋决狱”，将“原心论罪”引入司法裁判，以当事人内心善恶作为实质判断标准。到了唐代，《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而司法官员则在尊重制定法的基础上从情、理、法角度综合思考，做到有经有权、经权融通，实现了以守文为前提，以原情为权衡，守文与原情相结合，有经有权的裁判推理模式。明清以降，中央审判机关将有代表性的案件及其处理依据确定为成文规则（例）或成案，为后来的案件裁判提供依据或理由。守文原情的裁判方法，既不脱离制定法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轨道，又可以在制定法适用范围内实现个案公正。

　　具有类型分流、注重效率的程序理性。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这种广土众民的国情导致古代中国的治理成本较高，历代王朝经常面临统治资源匮乏和力量不足的困窘，因此做好国家治理结构和程序的设计就至关重要。中国传统司法就是如此。从中央到地方，古代中国形成了多级的司法体系，根据案件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对案件进行合理分流，以应对广土众民条件下的诉讼压力。以清代为例，州县官员可直接就笞、杖刑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徒刑以上案件则要上报。府复审州县上报案件，按察司复审徒刑以上案件，督抚批结无关人命的徒刑案件，重大案件还要上报中央。案件分流使各级机关得以根据自身职权、资源和能力，有针对性地处理各类案件，有利于对大国的长期有效治理。此外，古代中国还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追求“无讼”境界。“无讼”并非杜绝一切诉讼，而是追求争讼各方心悦诚服，尽量消除再讼、闹讼的隐患，从根源上减少诉讼。早在先秦时期，国家就设立专司民间调解的“调人”。从秦汉到明清，国家在督促官员教化民众、妥善处理争讼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民间也活跃着不少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官方调解组织。调解等纠纷解决途径在不增加国家治理成本的同时，成为国家司法的重要补充，和司法一起共同发挥了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司法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厚重积淀。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