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对此，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的主要工具和途径。

　　宏观政策的目标在理论上应当超越宏观“均衡”，关注宏观“确定性”，即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以阻断“风险链”、遏制风险的公共化为着力点，增强宏观确定性，为市场预期的确立提供宏观条件。不言而喻，财政政策也应当转为这个新范式，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设计新路径提供支撑。

　　财政政策在积极的取向上“适度加力”，这显然是风险权衡的结果。通过政策来防范化解风险，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政策本身会衍生风险。如财政政策加力，会产生财政风险；货币政策加力，则会产生货币风险，这就需要做出权衡。干任何事都有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风险，实质上是“用风险对冲风险”。用一种风险去对冲另一种风险，只要操作得当，可以使风险的总体水平降低，公共风险收敛，宏观确定性上升，就可逆转预期，改善预期。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权衡是宏观政策制定和调整的一条基本原理。

　　财政风险是政府作为公共主体因公共责任（防范化解公共风险）而采取各种措施导致财政难以持续的风险，只要是政府履行公共责任有需要，就可以以财政风险为工具去对冲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如通过减税降费、扩大公共投资、紧急救援、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稳增长、稳金融和促进就业。财政风险不受制于市场，却受制于政治程序。而债务风险是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融资而产生的可能违约风险，受市场的约束。债务风险越大，政府信用等级就越会下降，其融资的阻力就越大，甚至无法进一步融资。所以，通过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来扩张财政支出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悖论：越是扩张越是收缩。如我国地方政府承载着宏观调控的职责，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边化债一边扩张的矛盾现象。

　　对财政风险的传统认知局限于“财政不可能三角”，即减税、扩张支出和控制赤字不能同时实现。自1991年欧盟《马约》公布赤字率3%和政府负债率60%为财政纪律红线以来，学界长期把这个规定当作财政风险警戒线，并深深地影响了财政政策决策，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财政政策实践中早已经放弃这个所谓的风险警戒线，但在我国一些人的头脑中依然奉为圭臬。这种风险认知将会大大缩小财政空间，束缚手脚。经济金融化已经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货币与资本的对偶关系嵌入生产函数之中，货币数量论不再成立，通胀也不是完全的货币现象。这意味着盯住通胀而在财政与货币之间设置隔离墙理论上已不合逻辑，实践中也已经被拆除。货币不只是交易媒介，也是资产（资本），更有人提出是“国家资本”。随着对货币风险（通胀）的认知改变，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实践已经在主要经济体持续多年，成功地遏制了风险的公共化，避免了更大的危机。

　　货币风险下降，意味着财政空间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更大的力度来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和就业风险。从中长期看，有效遏制住风险的公共化趋势，才能真正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当前只有盯住“公共风险最小化”，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实际操作来看，应科学权衡各类风险的公共化趋势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加快调整政府债务结构、打通财政货币之间的隔离墙、快速截断通过资产负债表形成的风险链、清理包括地方政府拖欠在内的新“三角债”、实行“跟人走”的转移支付政策促进人口城镇化，如此等等，并实施有效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全面降低风险预期。

　　风险预期小了，宏观确定性增强了，经济复苏动力自会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