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乡村史研究也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迈上新征程，乡村史研究要努力实现新发展，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乡村史研究新的时代使命。中国乡村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围绕乡村社会发展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实现新突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学理支撑、贡献学术智慧。

　　乡村史研究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由此被迫开启的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革。工业和城市发展前所未有地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自此，乡村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内容。从列强入侵时的乡村凋敝、民不聊生到今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重要篇章。

　　我国乡村史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乡村基层制度、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乡村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论题。随着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三农”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问题，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溯也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我国的乡村史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在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方面较之以往都有了新的提升。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乡村史研究不仅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富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而且也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

　　多学科介入研究，学术视野开阔。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众多学科纷纷进入乡村变迁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来认识乡村、阐释乡村，形成了乡村史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相关学者着力从环境史的视角探求乡村社会变迁。当前，努力从人口与环境、制度与经济以及人文、社会等方面进行探讨，已经成为乡村史研究的重要取向。

　　把握时代脉搏，凸显现实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应当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只有深入回顾和研究历史，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能认清其时代特征。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彰显现实关怀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体现了学术与时代的密切关联和互相影响。

　　区域乡村史成果集中，突出问题导向。目前，乡村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华北区域和江南区域，在近代农村社会转型、农村地权演变、农村社会问题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中的宏阔性、总括性论述有所区别，新时代以来乡村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问题导向，在一定的乡村地域内，就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分层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路径，比如，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华北乡村和江南乡村所聚焦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以问题为导向成为区域乡村史研究的基本取向。通过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的呈现和学术解读，可以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多样性和多面性提供丰富的区域样本，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其特征。

　　推动乡村史研究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乡村社会历史变迁既从一个侧面深度映射着这一历史性巨变，也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彰显我国道路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文化更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思考和回答，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总结和提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这一中心任务为乡村史研究指明了学术方向。

　　做好乡村史与城市史的融通研究。乡村问题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既往的乡村史研究与城市史研究相对分立、融通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中，努力统筹城乡发展。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主动顺应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体现，也表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一些国家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根本不同，我们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四个现代化”之首，努力推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同共进、平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跨越城乡对立和工农失衡，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面向未来，要加强学术融合、学科对话，深入推进乡村发展与城市变迁融通研究，这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史研究开辟新领域的必然选择。

　　深化乡村社会建设研究。在当代史学发展进程中，乡村史研究属于社会史范畴。回顾史学史，对于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社会建设问题，史学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对相关内容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附属于乡村建设运动或乡村建设思想研究。近年来，虽有相关主题论文发表，但或侧重于社会学话语体系，或为当代社会建设论题作历史铺陈，鲜有历史学专题研究的深度解析。事实上，从历史学视角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蕴含其中的乡村社会建设问题，科学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学术命题的要义，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突破区域化研究视野的局限。具有区域化取向的乡村史研究使得研究主题更为具体、研究内容更为翔实，在一定意义上深化和细化了相关研究。但也要看到，过度的区域化取向会遮蔽历史学探求总体发展趋向的学术诉求，甚至可能使乡村史研究走向碎片化。乡村社会区域发展中的异质性，无论是江南区域还是华北区域，抑或长三角地区或珠三角地区，尽管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但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样本。因此，乡村史研究应当突破区域化研究在视野上的局限，在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获得时代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