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相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正本清源、建章立制、举旗亮剑，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全社会正能量更加充盈，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氛围愈益浓厚。但意识形态工作是在思想文化、舆论认知领域搞建设、扶正气、驱寒邪，是一个常做常新的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好既有意识形态建设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直面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当前和今后应当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着力研究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新表现新特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新要求新路径，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

　　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尽管主流媒体致力于不断向新媒体领域扩展以保持和扩大其主导性影响力，但自媒体的兴起、资本力量的介入等使得全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挤压，各种思想舆论在互联网场域中相互激荡，各种信息与观点的生产、分配、传播、接受呈弥散化态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思想舆论并非当然地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它们不能够形成足够大的影响力，不能够提供有引领力的观点，就难以保证其主导地位。主流是获得的而非自得的，是通过扩大影响力而获得的，而非通过占据某种地位自得的，这构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必须看清楚的硬核逻辑。

　　这种逻辑的变化，势必要求转变对于主流媒体和主流思想舆论机构工作绩效的评价标准，主要不是看做了什么，而是看做到了什么；主要不是看是否履行了其工作职责，而是看是否实现了其工作功能。进而还可以说，哪些媒体和机构能够持续成功发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功能，这些媒体和机构就可以被扶助或认定为“主流”。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以“英雄不问出处”“对手的对手就是帮手”的态度来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全党动手”理念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

　　认知战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呈现新形态

　　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纠治，在公共舆论领域各种明显而直接的针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攻击的观点言论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风险不会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而且新风险更加具有挑战性。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舆论主导权、话语权的争夺，总体上从“主义之争”转向“问题之争”，从“争辩于理”转向“纠缠于事”，从“靶向攻击”转向“效应冲击”，特别是在具体案例和事件上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撕裂舆论为企图，以扰动正确认知为目的，以“拱卒”“松土”策略蓄能积势，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溃坝效应”“雪崩效应”“滴水效应”。这是一种在新技术条件下由过去的信息战、宣传战、舆论战升级而来的认知战的战法。

　　在认知战时代，打好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战斗，战法转变带来的要求是深刻的、系统的：在什么问题上采用什么样的打法，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问题呈现的方式决定的；不是我们擅长什么就打什么，而是什么打法有效就怎么打。这要求我们所有的理应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媒体和机构，既要善于升维“动态感知”，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把握、认识各类思想舆论现象及其实质，又要善于降维“精准打击”，在见招拆招、主动出招中破解一个个网络舆论风险点。

　　后真相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加艰巨复杂

　　在后真相时代，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关于真相的叙事。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多样的叙事，谁主导了叙事谁才主导了话语。流量意味着影响力、利润收入和话语权，因此各种势力和推手以各种手法将矛头指向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频频介入、炒作社会舆情热点，达到“蹭流量”的目的，这在客观上就消解、削弱了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造成的更加严重的后果是：非意识形态问题被附加意识形态内容、非意识形态问题演化为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常见现象，意识形态问题与非意识形态问题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意识形态风险经常因其他方面的风险而累积，意识形态问题经常因其他方面的问题诱发而出现，人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现象和问题的辨识难度大为增加。

　　面对这种复杂、混合、交织的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态势，传统的封堵、删除等方法日益失去效力，甚至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与意识形态素养成为一种必然的战略性应对选择。这是因为，在难以改变这种复杂态势的情况下，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形成有效的对策和举措。除了采取必要的技术、法治等手段外，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要提升受众的意识形态能力与素养。也就是说，通过使更多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认识、思考、评判有关意识形态现象和问题的能力，使错误思想舆论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从而失去其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