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数据要素收益、城乡融合发展、新型生产关系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林尚立：着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指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关怀必将出现一种新的变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今天，我们着手进行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迎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的时代，其着力点就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重视克服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学术话语拿来主义还比较盛行，没有彻底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又如，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存在疏离本源的问题，与中华文明根脉、中国历史发展、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等的联系不够紧密，失去了源头活水；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自身深处、升到人类高度、走到时代前沿，全力思考和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很难形成大关怀、提出大问题、建构大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照中国实践、观照时代发展、观照人类进步；要深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为人类知识创造提供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要深入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力回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积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迈入新境界，让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力量；要把握数字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创新数字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李君如：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如何认识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这当中，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如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已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意义已经超出纯粹的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范畴。可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应对美国围堵打压的一个战略突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突围战。要打赢这场突围战、攻坚战，既要有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更要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包括企业家、科学家、各类技工人才等。这些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通过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造就、培育。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思路、体制机制、教学内容、师资能力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多年要解决而未完全解决的弊端。因此，形成与新质生产力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和教育布局，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才、教育良性循环的机制，是新时代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推进“产学研”有效结合。二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破解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难题。三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办学校、办研究院。

　　摘编自《北京日报》

　　【徐心：建立高效公平的分配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全民共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心认为，当前，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全民共享，对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数据作为深度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新型生产要素，对初次分配下所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数据上升至要素的地位，意味着数据价值贡献者可以通过价值贡献大小获得相应报酬分配。这将有效提高数据内容采集、加工、流通、应用等不同环节相关主体的贡献效率，最终带来更大的价值贡献、做大经济“蛋糕”。对此，在初次分配阶段，可以市场机制为主，辅以适当的政府、行业引导机制，例如，引导激励个人及组织将部分或初期数据进行汇集共享，快速集聚形成初期规模，从而为后续数据市场按照传统经济规律增长创造基础条件。在做大数据赋能的经济“蛋糕”的同时，也需要警惕数据资产的泡沫化风险。另一方面，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差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可能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应以数据这一基础资源为治理切入点，由政府采用一定的手段进行调节引导，对数据要素收益进行再分配。可以考虑以企业的数据要素市场份额为依据，制定完善垄断判定的新标准，多措并举打破“数据垄断”，合理分配数据要素，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共同参与、共享红利的发展模式，保障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基础，再分配是关键，而第三次分配讲自愿、讲公益，是前两次分配的补充。应在第三次分配阶段，鼓励头部企业将一定的数据资产进行公益让渡，通过政府主导的数据组织（如数据央企、数据中心等）对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摘编自《光明日报》

　　【何毅亭：努力构建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何毅亭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城乡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城乡融合建立在城乡共赢发展的基础上，既重视推动城市发展，又注重加快乡村建设，有助于避免城市单向度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尊重城乡差异、保留城乡生活方式与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弥合二者在资源、机会层面的不合理差距，推动乡村与城市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依照城市的标准和样式去改造乡村，而是在保留乡村风貌、乡村肌理的同时注入现代化元素，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首先，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是解决流动农村人口群体进城问题，为城镇化注入新动能。其次，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吗，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次，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到农村投资兴业。最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毫不动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摘编自《经济日报》

　　【徐晓明：构建起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徐晓明认为，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是要素构成转变带来的挑战。新质生产力要求高技能劳动者的有效供给，而当前存在高技能劳动者不足与低技能劳动者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对现有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及产业布局提出了挑战，劳动对象与劳动成果的虚拟化形式也要求流通、交换和分配环节及相应的机制设计作出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是发展路径转变的挑战。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创新成为关键动力，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使得原有发展路径下的制度安排适用性减弱，需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聚焦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因此，要从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入手，找准调整生产关系尤其是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进行适应性变革，重点是强化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加快；注重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从而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协调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

　　摘编自《学习时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