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凯、李 源（中国海洋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悠久传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积淀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认识更加深刻，海洋文化也成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也有利于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动力、提供文化支撑。

　　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从未中断、延续至今，形成了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渔盐之利”就成为齐国等诸侯国的富国之本。秦汉时期，捕鱼工具更加先进，船舶设备逐步完善，耕海牧渔已成为中国人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此后，海洋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重要对外贸易渠道。瓷器、茶叶等中华物产通过海路流向各国，逐渐成为中国外销的大宗商品。沿海贸易港、实现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也相应有所变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向海上转移。海洋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资源，向海而生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历史见证。

　　激发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耕海牧渔的生产生活、连通世界的贸易往来，不仅让中国古人留下许多依海而立的历史踪迹，而且推动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贸易制度等领域不断创新发展。比如，在造船技术上，古代中国就有“榫合钉接”这样领先世界的发明，能够提高船体的抗风浪强度和船体构件间的稳固度，大大提升船舶的远航能力。远洋航海除了借助罗盘，还配合使用过洋牵星术，即通过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航行方向和所处纬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程度。历代封建王朝均注重管理海外贸易，创造了以市舶司制度为代表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体系。市舶司负责管理进出港口船舶及其货物，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鼓励外商来华贸易，代表政府迎送往来外国使者，展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制度文明。依海而立的海洋文化不断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增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海外贸易的繁荣为不同民族人口迁徙聚居、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唐宋以降，海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泉州、广州等繁荣的海港城市。这些海港城市“蕃舶凑集”“宝货丛聚”，能够为人们提供丰厚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了不同民族、讲着南腔北调的人们移居。他们凭海而聚，在海洋经济的各个环节扎下自己生存的根基，逐渐形成了相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气韵，对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重要促进作用。比如，妈祖文化就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纽带。凭海而聚的海洋文化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其中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形成了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海洋是中华文明蓬勃兴盛的重要基础。以海为媒，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以开放包容为底色的海洋文化成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海外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同东南亚、西亚乃至北非地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空前拓展。以外商云集的海港城市为起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异域文化也传播到中国，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自身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海而兴的文明发展历程塑造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基因。

　　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究和实生物，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其所承载的“和”文化至今为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平也是开展海外贸易，从而通舟楫之便、致天下之利的重要前提。“和”文化早已深深融入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之中。比如，和气生财历来都是中国人通商贸易的商业准则。又如，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不是为了像西方国家那样侵略殖民，也没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是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播撒下和平与友谊的种子，促进中外贸易融通和文化交流。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在中华民族倚海而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