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自意大利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发现”古物学以来，古物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关联性持续引发学界讨论。16世纪古物学从意大利传播至西欧各国。其中，法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远超欧洲其他国家，而这背后离不开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的贡献。

　　该学院肇始于1663年，由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资助设立。初创时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并被称为“小学院”，其最初目的是寻找并研究古代纪念碑、钱币、像章及铭文，为纪念国王的功绩提供典范和素材。随着学院的发展，它在1701年脱离法兰西学院独立建制，改名为“王家铭文与像章学院”。1716年，该学院正式定名为“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此时，其研究重心已从塑造国王形象转变为依托文物和文献来探究古代欧洲和东方社会文化。学院还创办了《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集刊》，用以发表院士们在内部研讨会上的论文成果。这份刊物迅速成为全欧洲学者了解同行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引领着近代早期欧洲古物研究的学术潮流。总体来看，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在西方古典研究、古代东方研究和古代法国研究领域成果斐然。

　　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是18世纪西方古典研究的重镇，对古典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卓越。当时科学考古学尚未萌芽，遗迹现场发掘稀缺，考古活动局限于地表文物考察、绘图及收藏。然而院士们勇于突破传统文献束缚，吸纳自然科学精髓，以精细观察与严谨对比揭示古物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圣莫尔会修士蒙福孔所著的10卷本《古物图解》堪称古物研究的百科全书。蒙福孔将纪念物分为文献与物质遗存两大体系，主张物质遗存具有独立于文本的历史叙事功能。他批判旧有古物著作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梳理与真伪辨别标准。因此，《古物图解》以神祇、祭祀仪式、生活习俗、战争和丧葬仪式等主题为主线，古物图像为核心，辅以详尽文字说明，实现了古物研究从“以文为本”到“以物为本”的跨越。凯吕斯是18世纪法国古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批评文献导向性的古物研究模式，指出古物研究应该关注古物的形态和风格演变，并认为这能展现不同时期或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凯吕斯依据艺术风格和审美品质描绘了古代艺术发展历程，例如注重细节且形式枯燥的埃特鲁里亚风格、近乎完美境界的希腊风格以及相对萎靡堕落的罗马风格等。这种以物质证据建构艺术史的做法随后被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所继承和发展。

　　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在推动古代东方研究，尤其是在埃及学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上的圣书体，标志着埃及学诞生。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实则是学院数代学者学术积淀的结晶。17—18世纪期间，受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神秘主义范式的影响，人们将圣书体视为哲学密码，认为其仅传递宗教玄思，并错误推导出“汉字西来说”。弗莱雷率先解构“汉字西来说”，他提出古埃及人使用实物图画和象征符号进行书写，形成了一种具象文字；而中国人创造的文字，与其所表示的意义之间存在人为确定的关联。因而，欧洲人把汉字与埃及的圣书体相提并论是非常不确切的，二者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不表音。此外，汉字能够通过组合214个基本字（即部首）来构成大量复合字，展现出独特的造字规律。这一论断为汉字起源研究正本清源。继弗莱雷之后，巴泰勒米在圣书体破译领域取得突破，他确立双语铭文对比研究法，这为后来罗塞塔石碑解读奠定方法论基础。他正确猜测圣书体中的椭圆可能圈起来的是国王或众神的名字，即所谓的“王名圈”，并且他首次提出科普特语与古埃及语的谱系关系。这些突破性成果，使得圣书体研究从猜谜式解读转向系统性破译。吉涅对古埃及文字体系的梳理具有奠基性意义：首次科学划分圣书体、祭司体、世俗体三类字体的演进谱系；揭示了圣书体书写的方向，即从右向左书写，但可灵活采用横纵排列；完善“王名圈”的符号学阐释。这些发现构建起古埃及文字研究的基础框架，推动埃及学从零散猜测走向科学解码。

　　在古代法国研究领域，学院对法国民族起源的研究备受瞩目，其核心聚焦于法兰克时期的政治体制和古代高卢文明。围绕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学院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贵族论”与“王权论”。维尔托是“贵族论”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贵族承担了维系古代政治传统的使命，据其考证，法兰克人拥有悠久的政治自由传统，他们定期召开不同形式的政治议事会。在会议上，贵族是主角，与君主共商国是，并且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力，这一机制有效地防止君主权力的过度膨胀。丰瑟马涅反对“贵族论”的观点，他认为古代法国的国家命运与罗马帝国的制度联系更为紧密，法兰克人在法拉蒙的率领下进入高卢时，当地已经存在成熟的君主制体系。他强调，法兰克人的军事征服并未颠覆高卢既有的政治框架，而是在罗马帝国制度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融合。这场争论本质上是法国旧制度时期贵族与王权对国家权力合法性根源的意识形态争夺，同时也揭示了古物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历史折射。在古代高卢文明的研究方面，院士们认为高卢文明塑造了法国民族性格，这种民族认同催生了对古代高卢的系统性研究。费内尔首次系统地区分了希腊-罗马神系与本土高卢神祇体系。他指出，在罗马统治稳固之后，高卢地方神祇才逐渐被纳入罗马神谱体系之中。达安维尔依据古典历史著作、古物与地图，撰写了《根据遗迹论述的古高卢概况》。他准确界定了凯撒、普林尼笔下的地理位置，为古代高卢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高卢文明的认知，更为理解法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18世纪启蒙哲人的眼中，以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为代表的古物学家常被轻蔑地称作“学究”。在启蒙哲人看来，院士们囿于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沉溺于积累毫无意义的细节，未能以宏观视野阐释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尤其忽视了理性精神与蒙昧主义的较量。伏尔泰曾尖锐地批评学院集刊满是对各种晦涩难懂的主题的猎奇研究与评论。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与《风俗论》中将社会生活的多维面相纳入整体性考察，但同时指出，过于琐碎的细节可能遮蔽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过度炫耀学识亦是对读者的不尊重，史学应该是优雅叙事和“哲学精神”的结合。这场方法论之争，形成了“议论”与“考据”两种治学路径的分野。

　　颇具历史深意的是，法国本土遭受质疑的学院研究，却在海峡彼岸获得知音。英国史学家吉本高度赞誉该学院为“博学、观点精确与文雅的结合”，他耗费20英镑购置20卷学院集刊，称其为“永不枯竭的理性愉悦之源”，通过此刊物，吉本接触到法国古物学界的重要学者和论著。其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借鉴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观念，注重历史阐释，也不忘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据统计，他征引学院集刊内容多达120次，实现了古物学与哲学式历史解释的融合。

　　总的来说，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是近代早期法国古物学发展的缩影。它在西方古典研究、古代东方研究和古代法国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为后世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颁布法令，取消了王家铭文与美文学院。直至1816年，学院才重新恢复。在当今时代，物质文化、跨学科方法和全球史成为史学的前沿，学院以实物证据重构文明、以实证对话理论的传统，仍在为史学提供不竭的灵感源泉。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