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朱熹有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读书法下》）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上，长城便是事关“大治乱”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古代长期在农牧结合带修筑长城，确保了边防的巩固与国家的安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交往与文明的交流融合。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体量规模最大、地域分布最广、结构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军事工程，长城推动中国古代北部边疆从无序纷争走向有序治理，影响了中国历史整体进程，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影响深远。

　　长城对周边地带社会秩序的塑造

　　传统社会在国家治理中，都面临着政治、军事、交通、科技等条件不足的问题。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对广阔的地理空间，治理难度尤其大。为此，历代政权采取了灵活弹性的治理方式，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逐渐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经营。而在这一历史演进中，长城地带发挥了吸附凝聚作用，是推动民族交流融合、维持长久和平、保障文明发展的历史大动脉。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勾连秦、赵、燕战国长城，并在部分地段进行增筑，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修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地缘态势。表面上看，万里长城用一道墙的形式隔开了二者，但事实上，如果不修筑万里长城，中原王朝、北方民族将可能由于经济方式、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风俗等不同长期陷于无序冲突之中。

　　伴随万里长城的修筑，周边地带建立起众多规模不等的军事设施、民众聚落、信仰场所，塑造出一种有效的社会秩序，中原王朝源源不断地将大量军队、民众、物资投入长城地带，推动其从原先较为荒凉落后的地区，转变为北部边疆的经济中心。西汉在长城地带推广军屯，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汉度（黄）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匈奴列传》）隋长城修筑之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隋书·食货志》）。明代也是如此。“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竞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卢承业原编，马振文增修：《偏关志·风土》）。大同甚至因此“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为保障长城地带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中原王朝持续修建道路、设置驿站，进一步推动了长城地带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和同步发展，建立起长城地带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

　　长城地带和平状态的形成

　　古代北方民族经济方式较为单一，并时常遭受严寒、灾荒、瘟疫、内乱冲击，在历史上经常南下长城地带。双方之间虽时常发生战争，但面对坚固的长城防御，战争成本很高、收益很低。西汉长城修筑之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书·匈奴传》）。因此逐渐转向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经济贸易。“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李化龙：《议复开市抚赏疏》）。中原王朝于是在长城地带设置关市、榷场、马市等场所，与北方民族开展起普遍而密切的经济贸易。“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李化龙：《议复开市抚赏疏》）。西汉在长城地带设置关市，用丝绸、绢布、金属制品、粮食、酒、茶等，交换匈奴的马、牛、皮毛等。西汉一位商人借此机会获取巨大利润，“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史记·货殖列传》）。伴随这一历程，大量牲畜与物资进入内地。“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力耕》《盐铁论·西域》）。而北方民族对于关市交易依赖更深，朝贡东汉的使臣络绎不绝，在长城之下开展贸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汉代修筑的亭障，成为保障丝绸之路的连绵支点，“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一向与东汉对立的北匈奴，也时常前来长城地带进行贸易，“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这一过程之中，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科技等在内的汉文化，包括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在内的北族文化，彼此交相传递，相互融合。

　　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基础上，长城地带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成为各民族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共同家园。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之后，“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东汉长城修筑之后，“汉之塞地晏然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明蒙之间虽有战争，但多数时期保持了和平局面。“土木之变”是明蒙之间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但在这场战争四年之后，瓦剌部众已时常“至边墙，索羊酒”（《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五），双方早已没有了想象中的剑拔弩张。“隆庆和议”后，明朝、蒙古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边疆已经类似于内地一样安定。“六十年来，塞上民物阜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纪插赏》）。“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圉之民，室家相保，农狎于野，商贾夜行”（方逢时：《大隐楼集·辕门记谈》）。这一时期的著名文人徐渭，曾北上到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发现参加互市的蒙古女子，已经深染汉俗。“姑姑花帽细银披，两靥腮梨洒练椎。个个菱花不离手，时时站马上胭脂”（《徐文长三集·边词廿六首》）。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在长期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归附中原王朝，要求结成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中原王朝一般把他们安置在长城内外两缘。汉武帝以后，西汉陆续设置众多属国，用于安置归附的北族部落。甘露二年（前52年），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前来西汉朝觐，向汉宣帝表达了一项请求，那便是为汉朝守卫长城，“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书·匈奴传》）。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再次请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汉书·匈奴传》）隋文帝时，突厥发生内乱，突利可汗染干的处境十分窘迫：“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隋书·突厥传》）隋文帝敞开怀抱，热情接纳了染干及其部众，把他们安置在长城内缘的夏州（今陕西靖边）。对于隋文帝的保全之恩，染干十分感激，尊称他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隋书·突厥传》），愿世代效忠隋朝：“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隋书·突厥传》）唐前期在长城地带设置了众多都督府，用于安置归附的北族部落。出于对唐太宗的尊崇，他们共同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明朝采取在长城地带设置卫所、土司的方式，安置归附的蒙古、女真及西北民族。

　　虽然机构形式有所不同，但长城地带的北族部落，却都发挥了戍守长城的重要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共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如突利可汗请求完全汉化：“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书·突厥传》）晚明掌握蒙古部落实权，被明朝册封为忠顺夫人的三娘子，十分向慕汉文化，“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三娘子》）。

　　中国古代推动统一的重要力量

　　在中原王朝实力强大时，长城地带的民族共同体构成了中原王朝开展北部边疆治理经营的重要力量。而当中原王朝处于衰落或者分裂时，长城地带的北方民族往往入主中原，这种兵戎相见、战火纷飞的状况，自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他们都主动追溯华夏脉络，重建政治秩序，成为推动中国再次统一的重要力量。

　　西晋灭亡后，五胡十六国除了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以外，其他15个政权：前凉、汉、赵、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在国号选取上，或者追溯前代华夏政权国号，或者以所占地区的地望作为国号。继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同样将国号追溯于华夏脉络，并将民族起源追溯至黄帝，认为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至于继承东魏、西魏的北齐、北周，同样延续了自身所在地区的前代国号。崛起于长城地带，由鲜卑、汉人“胡汉杂糅”而成的“关陇集团”，先后创立了西魏、北周、隋朝、唐朝，推动了中国的再次统一。而实现汉民族、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整合的唐朝，再次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恢宏气象，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至新的历史高度。

　　唐朝灭亡之后，北部边疆先后崛起的契丹、女真、蒙古，虽然都起源于北疆腹地，但都在长城地带长期浸染，充实多民族人口、获取丰富资源、整合多元文化，建立起开放性、复合性政权，拥有了开阔的政治视野与坚实的政治基础，最终再次统一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清朝的发展历程，尤其典型反映了长城地带在我国历次统一之中的关键作用。分别用满文书写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都指出建州女真居住在明朝边墙外侧，负责为“大明看边”（《清代文书档案图鉴》），“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清代文书档案图鉴》），开展农垦，对于明朝“忠顺已久”（《清代文书档案图鉴》），充当为明朝防御蒙古及其他女真部落的职责。建州女真借助这一地缘优势，不断从明朝获得各种生活、军事物资，并不断招徕汉人、蒙古人，在此基础上整合当地其他民族，形成了满族，凭借多民族所带来的开阔而多元的政治视野，建立起开放性、复合性政权，成功入主中原。

　　可见，中国古代在农牧结合带的广阔空间，通过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塑造了有效的社会秩序，推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了民族的互动交融，维护了长期和平稳定，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进程中，长城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大历史观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