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作者：舒满君（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明清时期，田赋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钱谷之事也是州县行政的核心内容之一，田赋征缴过程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的基层治理模式。清袭明制，以万历原额作为参照，实行赋税定额制度，《赋役全书》的颁行意味着田赋征缴运作中数字标准的建立。标准化的数目字管理不仅对田赋征缴过程产生影响，也成为收成奏报、田赋蠲免及奏销的参考标准，进而与地方官员的考核产生关联。田赋定额是财政之基，州县实征更要考虑各级部门行政之用，田赋定额的生成与实践过程，与财政体制呈现出显性互动并保持复杂的动态平衡。

　　万物折银之可能与明代税役一体化进程

　　明前期白银开始在基层社会流行，逐渐成为土地交易中的使用货币。京运米麦折银（金花银）为白银成为主流货币提供契机。据唐文基的研究，正统年间，岁进金花银达百万两之谱（唐文基：《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这一变革不仅缓解了实物运输的损耗，更使白银逐渐成为赋役折纳的主流媒介。

　　贡赋折银推行开来，自然会导致白银财政的形成。京运米麦折银、上供物料折银均有所本，京运米麦的折银标准是粮额，物料有额办、坐办与杂办之别，徭役的折银标准是成丁，并不混淆，且多有原额可参照，即使有临时坐派，亦有限度。粮额以田亩为本，成丁以人口为基。赋役的折银和征解是通过粮里施加的，里甲本身也变成摊派的基数之一。

　　赋役折银并一体化后，粮长解运、里长勾摄公事之职在徭役折银的进程里不断异化，进而发展出徭役折银的终极模式——空役法。空役法又称“空役贴银”之法，即通过虚增徭役名目，将原本无实际劳役需求的“贴银”纳入赋税系统之中。嘉万年间的江南方志对此记载尤详。

　　徭役折银的过程，事实上是白银财政从中央到地方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央各部、各省、各州县均在这一形势下将例行费用与公事白银化于其中。万历年间扬州兵备道熊尚文的《重订赋役成规》，揭示了这一演化逻辑。这种路径依赖逐渐改造明代财政的基底，财政扩张便建立在不断增加对基层社会的白银索求之上。此过程是“折变”的第一阶段。

　　为应对这种肆意扩张，自然衍生出“固定”税制的需求，也造就了实物贡赋到税役白银化，直至白银税定额化的趋势。为遏制无序扩张，以“定额化”为导向的税制改革开始铺开，从均徭法到一条鞭法，逐步实现赋役合并与税基统一。

　　一条鞭法改革，特别是万历清丈的举行，为白银财政提供新方向，即改造洪武以来的黄册基底，导向统一以田亩为基准征收赋役。清丈使得中央充分掌握地方的田亩数据，是对地方政府财政供应能力的一次摸底。在完成白银财政自上而下的改造并逐步定额化过程中，清丈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征税效能。

　　如果将清丈视为巩固政权的政治运动，自明清乃至民国，可能仅有明万历和清初达到了实际效果。清初是局部性的，并充分利用了万历的数据和基础。田亩数据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就税收分成进行交涉的依据、底牌，自然也就成为地方政府征税的标准，并逐步转化为唯一标准。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便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此为“折变”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丁数、粮额向税亩的转轨，税亩与真实亩数之间的换算，成为一条鞭法推行以来基层征收面临的首要问题。《赋役全书》是应对这一系列折算与转轨的主要工具，其编制与颁行是税役一体化、定额化的结果，也标志着定额税制的生成。

　　明末清初赋税定额的确定和实际征收，主要是在“折”这一点上做文章。通过赋役改折，扩大白银征收的基数，实现中央、地方全覆盖的白银财政体系，通过“折亩”实现标准化赋役征收，走向赋役合一，即事实上的税役一体化进程。清初沿袭明代的赋税定额，并继续推进“税亩”的标准化，“摊丁入亩”是这一阶段完成的结果。

　　明代粮额、徭役折银缴纳的“折变”历程，导致白银财政的变相向外扩张，以至于出现定额化的限制性趋势；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代田赋定额的实践更多是向内收缩、挤压和腾挪。

　　定额征收之限与清代财政政治化风险

　　定额化本质上是为了应对和限制白银财政在实际征收中的路径以及数额扩张。一条鞭法之后，摊派路径逐渐向田地山塘数额和里甲数额集中，由此带来清初的禁革里甲风潮。此后清廷又通过“摊丁入亩”彻底将丁银并入田赋，实现税基向田亩集中。以田亩数额作为基底的税额，只有垦荒、升科可以扩大税基，而这种扩张又往往可被涨塌田地抵消。清初通过清丈，实现了万历定额与清初定额的对应，《赋役全书》继续推行，定额制得到巩固。

　　《赋役全书》数额虽然作为法定上各省府州县的每年应完定额，但实际征缴总会出现超征或者减征的情况。顺康年间，由于战事需饷，预征、超征的情况往往存在，并与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挂钩。康熙中期战事平定之后，考成分数要求松动，各地不免存在欠税、亏空、缺额等情形，实际缴纳田赋额度往往与定额有差距，每年应缴之税额出现浮动空间。清廷还开始推行奏报收成制度，一方面减轻了十分考满的强制性，为地方和中央政府就田赋的分成带来变相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以灾蠲抵消实征这一路径的生成。

　　康熙晚年表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官宣田赋扩张属性的丧失。随着奏报收成制度的普及，以及康雍乾年间频繁的蠲免，“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德政连带的财政政治化风险开始出现。据李光伟的研究，康乾时期有两次州县蠲免高峰（李光伟：《嘉庆以降钱粮缓征与积欠之衍生——基于宏观角度的分析》，《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蠲免或分年带征，与灾赈有关，免除之项又分民欠、地丁、漕粮、漕项、耗羡等。无论是蠲免还是分年带征，均是在应完定额的基础上进行处理，蠲减是直接减少额度，带征原则上无损于定额，但无异于增加后置年份的征收额度。因此，对每一个征收年度而言，以赋税定额为基准，蠲赈是抵消，带征是增额。在定额的参照下，蠲免、减额以及带征等情况一旦出现，都会产生另一个应征额，各州县实征额要大于等于应征额，但现实奏销额往往小于应征额，此时就会有一个欠额，其中包含民欠、官侵吏蚀以及荒缺等项。“永不加赋”的另一结果是田赋附加（耗羡）成为田赋定额实践中的唯一扩张通路，但这一通路在雍正朝耗羡归公之后也丧失了合法性。财政扩张属性的逐步丧失，传导到实际赋税征收中，即表现为拿“定额”本身作文章。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考成与政绩，又衍生出“移新掩旧”“虚报灾荒”之术。

　　赋税分起运、存留，田赋有正、杂诸项类别差异，不同类别起运有不同限期，因而有缓急之分，为了完成每年的田赋定额，各级责任部门在行政框架内，利用时间差进行腾挪。当这种情形也不能持续，于是出现了第二种情况——实质和账面上的亏空钱粮。为了完成定额，买卖常平仓仓谷进行填补也是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因此，雍正时期江南的清查不仅针对钱粮，也将仓谷纳入其中。

　　在意识到报灾可以减少解运额度之后，地方政府便会通过报灾、报欠的方式，将定额变成可变通的定额，由此产生央地财政分成的拉锯空间，这种情势在清中后期愈演愈烈。灾蠲制度的政治化在征收中可能带来谎报灾荒的实际后果，在实际征收中，则表现为灾蠲数额的市场化，即所谓的“买灾”“卖灾”行为。

　　有鉴于康雍时期频繁的灾赈与蠲免，应征额度时常有变，灾蠲在地方志中的地位和比重因而抬升。以徽州为例，道光《徽州府志》中，编修者开始将“卹政”置于“食货志”之下，而在此前的府志中“卹政”均独立成卷，与“食货志”平行。编修者对此有明确解释：“赋役行于丰年，蠲赈行于凶年，互相表里，皆为食货良法”（道光《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9页）。这说明，乾隆之后灾蠲用以平衡或抵消正供税额已人所共知。

　　田赋定额化的初衷可能是限制中央和地方财政扩张，但由于存留地方经费不足，地方政府需不断谋求定额外的附加征收和定额内的相互调剂。前者有严格的法令限制，后者则是通过灵活运用蠲免、奏报、赈灾以及奏销等制度来实现的。此间的空间与尺度，或呈现随央地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波动，后世对此有如下记载：“皖省积欠甚钜，故无论有灾无灾，其秋成恒在五分以上、六分以下，每岁报勘。”（《清光绪二十二年安徽财政说明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第8~9页）而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也顺应近代货币和贸易全球化的趋势，开启新的变通之道。

　　战时变通之法与晚清财政的近代化转型

　　摊丁入亩以后，赋税有定额的基础是田额有定，清代虽以赋役全书明确各州县定额，在实征册基础上的州县赋税征收看起来亦是有条不紊。影响田赋征收的主要因素为田土的荒熟比和秋季收成分数。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虽然国家鼓励开垦，但征收基数增长并不多，在蠲免等政策影响下，税率反而实际上是浮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清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战时田赋就地充饷，由于人口大量损失、田地抛荒以及册籍毁失，原额折实田这一田赋数额赖以确定的基础被打破，熟田数额成为有效征收的基础及代名词。

　　兵燹之后，长江中下游财赋之地受损严重，征收基数明显降低，鼓励开垦清查，只能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来增加税收。但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土地清查，国家对战后地方土地复垦率难以确知。曾国藩督理两江之时，曾以抵征、劝农局等方式清查田亩，但效果一般。因此，为了应对战时饷需，开征新税种（厘金），并出现亩捐、户捐等各种依赖田赋征收的附加税。田赋在整体税收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至35%（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在此形势下，为了尽可能地增加实收数额，曾国藩决定以提高税率的方法增加实征，将耗羡归公以来所定加耗比率上调，在有限的已经恢复生产的地区进行有效征收，以一两五钱为限合法化。田赋附征是在实征额基础上设置的，有正即有附，收入数额与正额成正比。田赋定额由此成为提升税率的基数，即附加征收的方法一再被运用，“安省自同治初前江督曾国藩定章，又酌加十分之二三，今议附加，是为耗外加耗”（《清光绪二十二年省财政说明书·安徽江西卷》，第9页、第10页）。

　　五口通商后，外国银元在华南、长江流域及各口岸市场流通渐多，考虑到实际征收中各州县并非一律收银，曾国藩还打通银元、白银、制钱三种货币在田赋缴纳中的应用，各省则尝试利用浮动的银钱、洋钱比价，以确定征收定价的方式获得可控的盈利空间。折收的过程中形成盈余，行省再通过“酌提平馀”的方式，将这一收入从县库收归省库。这使得田赋征收的效果及解运的过程，开始广泛受到白银、制钱、洋元等货币的成色、比价及地区货币市场的影响，市场化运作的逻辑及风险均有所增加。

　　咸同年间的田赋征收定价与减浮问题相连，地方督抚曾广为讨论，漕粮改折与田赋定价似乎均是湖广（湘潭）先开始，而后在两江地区相继展开。大规模的“漕粮改折”使得货币税收的基底再一次扩大，州县征收定价（牌价）既是地方田赋征收的核心问题，也是财政体制受市场影响的具体表现。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田赋定额在战争饷银、赔款需求及近代化转型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出现新的实践路径。“折征”“附征”等方法广泛使用。部分地区在历任地方官员的主导下甚至出现叠加征收的情况，导致不同时期的田赋附加征收形成圈层结构，这可能是地方财政的再次变相扩张。在田赋征收中，鉴于不同种类及成色的货币使用与兑换价格的市场波动，形成按照“牌价”征收的思维，甚至衍生出通过货币兑换之差价获得盈余的办法。虽然这一市场化路径本身附带亏损的风险，但这种早期货币金融思维在赋税征收及解运中运用，也是近代化在田赋或财政上的表征。

　　明清赋税定额制度的生成与实践过程的演变，本质上是央地财政就白银税收分成进行反复博弈的缩影。从明代白银财政的扩张，到清前中期赋税定额的异化，再到咸同兵燹后的近代化转型，赋税制度始终在“定额”与“变通”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江南田赋征收的跨域互动与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