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大地上的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5处不可移动文物与45万多件可移动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数代文博工作者薪火相传，潜心阐释文明密码，让文化遗产成为滋养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新疆考古制定了五年工作规划，梳理了主要的学术目标，考古工作进入系统全面和重点突出的新阶段。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得到大力的、持续的支持，相关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的总体框架，“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等课题取得了系统性的进步和突破。尤其是2018年开始，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机构参与到新疆的考古工作中，构建了“五湖四海”工作格局和“包罗万象”的研究格局。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继承前辈学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精神，前赴后继，艰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为课题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考古学文化体系初步建立，环东天山、天山北麓西段、阿勒泰地区、塔里木盆地东部等地区的文化面貌和编年相对清晰，文化源流和相互关系渐渐明确。塔里木盆地北缘发现了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天山南麓绿洲甚至沙漠腹地古河流沿线，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广泛分布的早期城址，为我们了解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出现和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奇台石城子遗址考古对于深化新疆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考古人员通过6年多的系统勘探和发掘，确认其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遗址作为军事要塞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城墙建有子城，形制与汉代边城的规制一致。单一城门以及城墙上角楼、马面等附属设施的建造更是体现出显著的军事遗存性质。石城子遗址遗迹丰富、使用时间短、保存完好，城内遍布的建筑材料形制与装饰母题均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出土遗物相同，具有中原文化因素鲜明的特征。

　　石城子遗址考古发现与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的发掘，填补了库车地区春秋战国至元明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空白，深度展现了古代龟兹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以及与中原地区存在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其作为新疆考古发掘原址展示利用的范例，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活化”提供了有效经验。依托砖室墓群建设的新疆首座地下博物馆“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获得广泛好评。

　　唐宋元时期的考古发现取得了重要进展。北庭和安西两个军政体系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对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遗址、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城、吐鲁番巴达木唐代高等级墓葬、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古城遗址、哈密拉甫却克古城和墓葬等一系列的工作，使以北庭都护府为核心的北庭体系渐渐清晰。2005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启动实施“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对北庭故城等14处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系统性保护加固。

　　安西都护府的考古工作主要在城镇、关隘和烽燧方面取得突破，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证实其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游奕所“沙堆烽”，戍边将士不断换防，大量中原文学作品和传统经典被带入西域。文学作品《游仙窟》为中国现存唯一的实物标本，爱情悲剧故事《韩朋赋》、习字教材《千字文》《孝经》等丰富了相关版本。

　　围绕“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课题开展的考古引人注目，苏巴什佛寺、莫尔寺、西旁景教寺院等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收获颇丰，为进一步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和宗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生动扎实的资料。

　　新疆博物馆建设快速发展。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区等的8个地州市级新馆相继竣工开馆，36个县市区级博物馆建设完成。目前，新疆现有各级备案博物馆、纪念馆150家，构建了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为龙头，地州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县市区级博物馆为基础，行业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布局。

　　考古人通过扎实的考古和研究，为实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供重要的考古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