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回升向好的关键时期，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紧要关口。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如何有效挖掘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中，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的“两翼”，其关系绝非简单加总，而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不仅是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精准部署，更是从政治经济学高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摒弃此消彼长的零和思维，致力于使消费和投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同向发力、相互促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内需支撑。

　　深刻把握消费与投资辩证统一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与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的有机整体。投资作为生产环节的先导，是创造供给、形成生产能力的基础；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是检验供给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也是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动力。二者在再生产过程中互为条件、相互制约。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逻辑来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本质上是对当前经济增长与未来长远发展、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管理的统筹平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二者同向发力，意味着我们要追求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质”的跃升。

　　所谓“更高层次”，首先体现为效率的协同。有效投资能够直接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而消费升级能够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引导投资方向，提高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当投资精准对接了消费需求，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将达到最优，避免了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其次，体现为结构的升级。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数字消费拓展。这就要求投资必须向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等新质生产力领域集中，以高质量的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最后，体现为循环的畅通。在更高层次上，消费与投资不再是断裂的两个环节，而是通过统一大市场的纽带，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准确研判消费与投资互动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在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上，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堵点和卡点，制约了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

　　从投资端看，存在“有效益的投资”动力不足与结构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受一些压力影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动能相对减弱。另一方面，一些投资存在“为投而投”的倾向，由于缺乏对市场终端消费需求的敏锐洞察，一些新兴产业投资出现重复建设、低端同质化竞争，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不仅未能形成有效供给，反而加剧了供需错配。这种“投资孤岛”现象，使得投资转化为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链条出现阻滞。

　　从消费端看，存在“有潜能的消费”释放受限与能力制约的问题。大宗消费如汽车、住房、家电等复苏力度尚显不够。同时，消费市场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国内高品质、高技术含量、高品牌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还不够，导致部分高端消费需求外流。这种供需之间的“剪刀差”，使得消费对投资的牵引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从二者互动的传导机制看，存在着“循环不畅”的制度性障碍。区域发展差距等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和商品跨区域流通；融资结构不平衡，直接融资占比偏低，使得创新型、轻资产的服务业企业比较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仍有待提高，且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够壮大，限制了全社会消费率的提升。这些体制机制障碍，使得投资难以高效转化为消费，消费也难以有效引领投资，二者在“双向奔赴”的过程中面临摩擦成本。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和投资在更高层次上相互促进

　　打破当前的局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构建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的更高层次的生态体系。

　　第一，以消费升级为导向，优化投资结构，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投资不应是盲目的“大水漫灌”，而应是精准的“滴灌”。我们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向能够直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一是加大对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力度。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量子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多技术含量高、品质好的新产品，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二是补齐民生短板的投资。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加大投入，这既是直接的投资需求，又能通过减轻居民后顾之忧来释放消费潜力，实现投资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三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投资。利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进行全方位改造，发展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让供给能够更快速地响应需求侧的细微变化，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

　　第二，以有效投资为抓手，培育新型消费，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投资不仅是扩需求，更是扩产能、提效率。要通过投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为消费模式创新提供硬支撑。适度超前布局5G、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能家居、智慧康养、虚拟现实等数字消费场景落地，让消费者获得全新的体验。同时，加大对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投资，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城市冷链物流设施，打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降低流通成本，让更多优质产品以更低价格触达消费者。此外，还应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投资，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绿色产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绿色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消费与投资转化的微观基础。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从源头上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要把吸纳就业能力作为重要考量，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通过稳就业来促消费、稳预期。三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这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

　　第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阻碍消费与投资互动的体制壁垒。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稳定社会预期，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民营企业敢于投资、愿意投资，并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将投资转化为优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