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朝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为考量，是党中央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明确了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货币政策的新定位。这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适度宽松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强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严峻复杂形势，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从连续多年的“稳健”基调转向“适度宽松”。2025年以来，通过适时降准降息，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在维护金融安全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2025年4月，美国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我国采取有理有力措施坚决反制。为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支持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5月份下调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0.1个百分点，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2025年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3%，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5%，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为经济回升向好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全面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增加多项再贷款额度，引导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用好支持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市场保持整体稳定，上证指数创10年新高。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上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释放明确稳汇率信号，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25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实现了主要预期目标。但也要看到，四个季度增速分别为5.4%、5.2%、4.8%和4.5%，反映出经济稳定运行压力有所加大，特别是物价总体低位运行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这预示着稳增长任务依然艰巨。自2023年3月起，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持续位于1%以下的区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自2022年10月起处于负增长区间。价格水平总体低位运行，不利于企业增效和居民增收，也影响税收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叠加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居民收入预期不稳等多重因素。这些问题多是发展与转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对宏观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准确研判经济运行态势，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有助于引导价格水平回归至合理区间，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美联储或将继续放松银根，欧洲央行降息周期接近尾声，日本央行面对通胀上行可能继续加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将显著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近期，世界贸易组织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0.5%，远低于2025年的2.4%。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学家指出，贸易限制措施和政策不确定性向更多经济体及行业蔓延，构成主要下行风险。从内部条件看，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待化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将更加彰显，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面对各种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增强宏观调控针对性有效性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需要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加强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同时，也要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形成政策合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灵活高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更加注重预期引导。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前瞻性、科学性调节，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今年降准降息还有一定的空间，可结合流动性形势、金融稳定评估及宏观审慎要求，动态优化存款准备金制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灵活搭配、高效运用多种工具，提供短期、中期、长期流动性安排，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人民银行自1月19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要发挥好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作用，引导资金精准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传导，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防止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和资金空转。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改变其当下经济行为，从而促进物价水平合理回升。要强化预期管理，提供前瞻性指引，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市场沟通机制，清晰传达政策意图。

　　二是找准切入点，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月20日，随着财政部等部门集中发布5则通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正式落地。今年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参照2025年我国GDP规模和赤字水平，预计2026年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总量，产生更强动能，能够有力支撑扩大内需等重点任务。考虑到经济压力和去年一季度的高基数，财政政策既要主动靠前发力，合理加快资金下达拨付，推动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和实物工作量；也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强化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的同时，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还要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为财政政策实施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通过保持较低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政策效果能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要推动国债市场健康发展，明确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逻辑，理顺二者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

　　三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物价持续低水平运行既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必须综合施策，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政策上要把握这种结构性变化，持续清理不合理限制措施，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都纳入评估。从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看，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持续激发地方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