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春堡（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

　　2026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以及美以对伊朗的战争，标志着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外壳被其缔造者亲手击碎。近来一连串事件的集中爆发，折射出美国霸权在相对衰落期的焦虑，以及其与“例外主义”传统共同催生的掠夺性外交。世界正导向一个充满张力的秩序重构时期。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新理念与实践，正有利于通过弥补治理赤字、填补规则盲区、拓展合作疆域，为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可能路径。

　　旧秩序的崩塌与体系性危机

　　现行国际秩序肇始于二战废墟之上，以《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与禁止非法使用武力为基石。这一秩序虽长期由美国主导，但其表面合法性与稳定性，曾部分依赖于对这套普遍性规则话语的形式尊崇。然而，2026年美国对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标志着主导国对自身缔造规则的彻底背弃，秩序危机从潜在的结构性矛盾演变为公开的系统性崩解。

　　一是霸权行为的根本性失范。国际秩序的危机，是体系主导者自身行为的根本性失范。美国的行为已从在规则框架内主导异化成为维护私利而肆意破坏规则。在美洲地区，这体现为一种可被称为“唐罗主义”的新干涉范式，核心是构建“金融绞杀、法律包装、军事突袭”的复合打击链。

　　二是多边机制的系统性失效。霸权行为的异动，直接导致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前所未有的权威危机。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侵略行为的发起者时，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便陷入了结构性瘫痪。否决权的设计缺陷在单边主义横行时被无限放大，暴露了其“大国一致”原则在面对大国作恶时的无力。

　　三是权力格局位移与全球南方觉醒。旧秩序崩塌的深层动力，源于冷战后“单极时刻”的终结和全球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迁。所谓全球南方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为一个凝聚了共同身份认同与利益诉求的政治经济力量。美国的霸权异动加速了全球南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集体行动的意愿。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在委内瑞拉事件后召开紧急峰会，到非洲联盟酝酿建立独立的支付结算平台以对冲美元霸权，再到金砖国家机制的持续扩员，都清晰地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再满足于做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它们正积极通过南南合作、创建平行或替代性机制，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以对冲单边主义风险。

　　迈向未来的国际秩序与实践

　　在旧秩序崩塌与新力量崛起的交汇点上，未来国际秩序将是一个长期处于“转型态”的多元、分层、竞争性共存的复杂生态系统。

　　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呈现“多层一体式”的结构。在顶层，联合国改革虽步履维艰，但其普遍性和合法性地位仍需维护，改革核心应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中间层，区域合作组织和议题导向的“小多边”组织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底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将更加活跃。这种分层治理意味着全球治理从“统一模式”转向“混合模式”。

　　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机制竞争。以世界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以及以世贸组织规则与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为代表的贸易体系，将在发展理念、融资条件、规则标准上展开竞争与互补。一个有韧性的全球治理网络，应是一个能够容纳不同机制、并在其间建立沟通接口的复杂适应系统。

　　针对当前全球治理的系统性困境，中国提出了以“弥补治理赤字、填补治理盲区、拓展治理疆域”为核心的实践方案。这一方案立足于真正的多边主义，其内核是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和共商共建共享。

　　在弥补治理赤字方面，核心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修复体系的代表性与公正性。这包括坚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实质性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行动，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全球议程的中心。

　　在填补治理盲区方面，重点是前瞻性地为新兴领域建章立制。在数字与人工智能领域，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特别关注弥合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智能鸿沟”。在全球安全领域，通过“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在拓展治理疆域方面，旨在推动合作理念与网络的升级。这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超越愿景层面，构筑起涵盖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支柱的完整行动框架。通过推动金砖机制扩员、发起国际调解院等，打造新的多边合作平台。

　　历史十字路口的根本抉择

　　人类世界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是重蹈冷战覆辙，滑向以“丛林法则”和阵营对抗为特征的割裂世界；还是共同开创一个基于国际法、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新秩序？前者意味着军备竞赛升级、技术铁幕落下、全球发展停滞。

　　霸权衰落期的非理性挣扎可能给世界带来巨大风险。然而，历史的浪潮并不由单一力量决定。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觉醒、应对生存危机的客观压力以及跨越国界的社会力量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都是推动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型的积极变量。

　　国际秩序的最终重塑，将是一场漫长、曲折且充满博弈的过程。它不会诞生于某个大国的一厢情愿，将会孕育于无数国家、组织和个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持续对话、实践与磨合之中。其成功的标志，在于能否构建起一个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平等参与、共享安全与发展红利、并能有效应对物种层面生存挑战的全球共同体框架。这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未来的唯一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