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世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特聘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科技、人才、创新领域制度型开放的关键部分。大变局时代，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就

　　我国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坚持引进全球优质资源，提高自身发展水平。一是围绕理工农医类及国家急需紧缺学科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成果显著。2018年以来，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本科以上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473个，其中包含2所合作大学。境外办学者既包括综合实力强的世界一流名校，也包括在特定专业领域具有显著优势的高水平院校，理工农医类合作办学占合作办学总数的71%。二是来华留学生数量创历史新高。根据教育部2024年统计数据，在华留学生总数已突破50万人，我国已成为亚洲领先、全球前列的留学目的地国，“留学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三是留学归国潮升温，聚集人才资源。2024年留学回国49.5万人，较2023年增加7.94万人，同比增长19.1%，人才回流呈加速态势。四是加快制度与平台开放，打通全球合作通道。截至2024年11月，我国已同183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与6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扫清了人才流动障碍，助力形成全方位合作格局。

　　我国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坚持“走出去”传播中国教育方案，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是实施中文教育，构建全球语言文化交流桥梁。截至2026年1月，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超2亿人。二是通过“职教出海”，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与模式。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职业教育形成了包括鲁班工坊、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大禹学院等在内的一批境外办学品牌。截至2025年，已在30个国家建成36个鲁班工坊，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三是推动数字教育对外开放。截至2025年，我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用户超1.78亿，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奖，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推动优质资源全球共享。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等，成为国际交流重要品牌。

　　传统教育对外开放模式面临挑战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与单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传统教育对外开放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

　　地缘政治与逆全球化等因素挤压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外部空间。早期，所谓“中国威胁论”限制了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现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通过实体清单、签证限制、科研资助禁令等对我国高校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实施精准封锁，这使得人才流动受限，高端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受阻。同时，来华留学吸引力受地缘政治影响，高端生源增长乏力，影响我国人才引进质量与数量。

　　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较低，影响了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程度。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大学联盟等国际组织中的任职比例、规则制定权、标准话语权显著低于美欧，难以主导全球教育治理议程；西方主导的学历认证、课程标准、质量评估体系形成制度性壁垒，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走出去”环节面临认证难、认可度低的困境。

　　本国教育供给能力不足与全球竞争力薄弱是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一大短板。研究表明，我国承担来华留学的部分高校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学术规范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全英文授课质量、国际课程认证覆盖率、跨文化教学能力薄弱，难以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此外，我国自主的教育质量标准与认证体系（如“双一流”高校）国际认可度低，难以与全球标准体系对接，导致全球竞争力薄弱。

　　积极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我国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能简单延续以往规模扩张、单向引进的思路，而应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以数字化为新引擎，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夯实自身教育质量根基，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构建更加安全、高效、自主、包容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充分发挥数字化作为教育对外开放新引擎的作用。一是深化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出海”，创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等教育对外开放新范式，打造升级版数字化鲁班工坊等职教品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国际传播力与全球影响力。二是以文化科技融合为抓手，推动文化对外交流创新升级。依托高新技术催生的文化科技融合成果，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为易于国际理解的叙事表达，讲好新时代中国教育故事。通过数字化赋能，既能降低国际交流成本、扩大交流覆盖面，让更多中西部高校和普通师生便捷参与全球教育合作，又能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灵活性与抗风险能力，减少对传统线下交流的过度依赖，以技术革新驱动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塑造数字时代教育开放新优势。

　　统筹好“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篇大文章。一是构建全球人才交流共享机制，中国高校既要加大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引进力度，加快建设一流国际化师资队伍，也要鼓励师生赴海外研修、参与国际组织实践，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拔尖人才。二是守好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支持合作办学国际化校区与科技园区、国际社区“三区”融合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支持国际化办学基础好的地区打造枢纽型国际教育协同发展平台，实现国际教育资源集成化、跨区域配置。三是坚持双向发力，做好“留学中国”品牌建设。通过推进国家、地方和学校品牌分类规划、分类培育、梯次发展，实现教育对外开放项目品牌化、国内品牌国际化、国际品牌全球化，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对外开放品牌体系。

　　提高自身教育质量是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根本支撑。必须聚焦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基础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增强我国教育知识研究和转化能力，系统梳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实践模式，加强教育科学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教育知识的理论总结与体系化构建。同时，主动推动我国教育知识的国际分享，通过学术著作翻译、国际期刊发表、全球学术研讨、跨国教育实践交流等多种形式，将中国特色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治理经验转化为可供国际借鉴的教育知识，打破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单向输出的格局。将教育知识创新与分享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既能为国际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又能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交流载体，让开放合作建立在平等、自信、自主的基础之上。

　　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开创制度型教育对外开放新路径。我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国际教育机构的治理事务，主动提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方案；高校也应该强化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如浙江大学将聚焦“后2030”议题等前沿领域，主动设置议程、提出方案，提升学校全球声誉和领导力。同时，通过持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搭建多边教育合作平台，深入参与国际教育标准、质量认证、学分互认、学历学位认证等规则制定，将我国成熟的教育制度与标准推向国际，提升中国教育标准的国际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