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在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回顾讲话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并对中国语言学如何增强学术原创力谈些认识，以就教于同仁。

　　在“5·17”重要讲话指引下

　　中国语言学的十年发展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以汉字为中心，建立了以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为主体的小学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通常认为始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研究汉语汉字、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语言教学问题见长，着力点是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建立了符合国情的语言学学科体系，为国家的语言统一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美国描写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语义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音系学等语言学流派接踵而至。国外语言学的引入，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跨代”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学术界的精力主要放在引进和验证两个方面，本土的语言事实和语言教学实践成为验证或佐证国外理论的材料，研究目标不是优先解决本土的语言问题，而主要是在国际语言学研究游戏的赛场上争得名次。这种情况引起了不少学人的担忧。对此，“5·17”重要讲话排解了语言学界的担忧，校正了语言学发展的方向，带来了语言学的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转变学术观念。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立足中国现实，解决语言和语言生活的问题，增强学术原创力。驱动学术发展、起导向作用的问题，应来自对中国语言和语言生活的研究实践。所创理论应能够解释中国的语言现象，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学术观念上的“中国立场”，是要在充分吸收外来的前提下建立学术自信，不能满足于做国外理论的“传销员”“检验员”，要在解决好中国语言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学术上的平等对话，不仅为普通语言学提供语言材料，也提供理论与方法。

　　二是促进语言学新理念的发展。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或凝结了一些根植中国沃土的理论或理念。比如：具有中国哲学观念和语言传统的“对言语法”；具有类型学视野的“显赫范畴”论；建立在汉语史基础上的语法化新见解；从韵律角度解释语言现象的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理论；从功能和篇章视角提出的互动语言学说；强调以理论工具对微观语言事实进行深入描写的新描写主义；基于中国语言研究实践总结出的区分语言与方言的原则与标准，并具有语言谱系分类的意义；具有文明生态意识的语言资源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语言规划命题；面向大语言模型发展的语言数据学说和“数字中文”理念；基于西北、东南等地语言研究凝练的语言接触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下的语言统一观；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是向世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学理定位；等等。这些理论和观念，都是基于中国语言研究实践，为解决中国语言和语言生活中的不同问题而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着语言学的中国立场，同时也具有提升到普通语言学层面的学术潜力。

　　三是产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开展了多项重大语言行动。十年来，在以往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一批颇具分量的语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如：《现代汉语大词典》与《全球华语大词典》珠联璧合，构成现代汉语的“词汇全集”，并与《全球华语语法》系列丛书联袂开拓全球华语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语言生活皮书”系列的持续编纂，较为系统、全面、连续地呈现国内外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的状况，其外译本成为国外了解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资源；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一文，首次为汉藏语系起源于约5900年前的黄河流域提供了跨学科证据。十年来，多项可圈可点的重大语言行动也在持续推进。比如：“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1700多个调查点、120余种语言和县域方言进行调查保护，先后出版《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中国语言资源集》等标志性成果；开展普通话“普及攻坚行动”，大幅提升了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率；开展语言扶贫行动，将语言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在疫情、地震等应急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简整理工作步伐加快，已发布15辑，修补甚至改写了以往对先秦历史、哲学、文学和科技的认知，对中华文明探源、学术史重构产生深远影响。以上举例并不全面，但由此已可看出，这些成果和行动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语言研究的集成性、标志性成果，是用语言学解决中国语言问题、改善语言生活、助力社会发展的重大行动或工程。

　　在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实践中

　　增强学术原创力

　　具有学术原创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以知识整理和逻辑推演为基础，同时必须在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实践中去实现。在“5·17”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语言学未来需要集中力量，去完成一些共同的集成性学术任务。

　　一是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方略研究。以往的普通话推广多以普及为主导，在普通话普及率约达85%的今天，在科技文化素养需要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在语言能力已直接影响大语言模型等语言智能体的社会应用的形势下，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政策应朝着“以提高带动普及”的方向调整。方略的调整需要进行预案研究，并在实施中进行过程跟踪研究。

　　二是现代汉语源流研究。整合汉语史、方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和语言接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梳理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源流，现代汉语方言的源流，以及现行汉字的历史脉络，弄清楚现代汉语、现行汉字的发展史，理性的史源和现状认识，能够增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声誉，并有利于其学习、应用与传播。

　　三是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研究。中国的语言主要属于这四大语系，且在历史上这四大语系相互影响。弄清楚这些语系的历史、现况及相互影响，对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和民族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也对处理现在的语言关系、民族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是世界语言数据库建设。中国走向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支撑。这需要制定长远规划，积极开展世界语言研究，搜集世界各种语言的多模态数据及其应用情况，建设功能强大的世界语言数据库，以用于大语言模型的语言处理，支持国家的对外交流，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五是中华语言文献库建设。中华语言文献是中华文明的负载者，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世文献、当代文献、出土文献、方志及民间文献等。在智能时代，应建立可进行数字化处理的中华语言文献库，使中华语言文献能够长久存在于数字空间，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并为大语言模型提供基本的数据来源。

　　六是大语言模型语言能力发展原理研究。大语言模型是在人类之外能够使用语言的一个硅基“种群”（虽然是基于统计概率生成语言的）。大语言模型的语言生成原理，是语言学研究的新对象。同时，人机对话成为人类新的语言活动，并重塑着人类知识活动的新方式。认识大语言模型的语言智能，为其提供可长期有效利用的数据库，促进其语言智能不断“向上向善”发展，语言学能够有所作为，也应有所作为。

　　以上这些研究，或是对语言学长期以来研究的整合、集成与发展，或是智能时代语言学的新使命，或是社会发展要求语言学应采取的新布局。通过这些研究，相信能够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国家发展、谋利大众贡献“语言红利”，其成果也定能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为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中国语言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