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支柱之一，货币政策在我国“十五五”时期承担着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畅通传导与稳定预期的多重任务。当前，我国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总量调节范式面临边际效用递减挑战，单一目标框架难以应对多重现实约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不仅将“建设金融强国”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摆在核心位置，还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这就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框架，明晰新时期货币政策体系的构建路径。

　　明确货币政策实践的根本遵循

　　在当前全球通胀中枢波动、国内物价运行面临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科学”与“稳健”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指引未来五年货币政策实践的根本遵循。

　　“科学”的关键，在于对货币政策目标函数的动态优化、工具箱的创新运用以及调控工具与金融体系的适配。长期以来，货币总量增长受到关注，但在“十五五”期间，经济结构调整要求货币政策必须注重质的进一步提升。随着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传统总量宽松可能已难以适应。科学的政策体系要求准确识别经济运行痛点，从依靠经验判断转向依赖数据支撑和模型推演，对潜在产出和物价走势作出更加精准的预判。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更加灵活高效，不仅要保持流动性总量合理充裕，还要通过结构性工具的创新设计，引导资金精准流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确保金融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要求相匹配，并动态评估政策工具的运用效果。

　　“稳健”的核心，在于守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从根源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币值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无论是西方国家在通胀与紧缩间的摇摆，还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因汇率失控导致的危机，都警示我们缺乏稳健性的政策将导致巨大福利损失。面对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我们需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动态平衡。这不仅意味着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搞竞争性贬值，更要强化底线思维，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坚持“以我为主”，通过汇率弹性释放外部压力，同时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平滑顺周期波动，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如果说“科学稳健”是货币政策的灵魂，那么“传导畅通”就是其生命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直指当前宏观运行痛点——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感不足并存。解决这一问题，既需破解制度性摩擦，也需推动技术变革。

　　一方面，从微观基础入手，消除制度性摩擦以疏通信贷渠道。货币政策传导不仅取决于央行供给，更取决于微观主体需求。如果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受损或预期转弱，信贷传导效率就会打折扣。因此，畅通传导必须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相结合，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消除信贷市场隐性壁垒，确保所有企业在融资获取上的竞争中性。只有当微观主体对利率变动做出理性且积极的响应时，利率传导渠道才能真正打通，将央行政策意图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实际投资和产出。

　　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重塑传导链条与降低信息不对称。特别是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与数字金融，能够为畅通传导提供新技术手段。传统传导面临层层时滞和漏损，而数字技术可直接在央行与资金使用者间搭建桥梁。通过大数据追溯和数字化风控，金融机构能够精准描绘企业信用画像，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风险，使金融资源跨越传统抵押品门槛，顺畅流向轻资产、高成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这种技术赋能降低了交易成本，让政策效力更快速、直观地触达目标群体，极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面向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合力

　　鉴于单一维度调控已难以应对复杂现实，现代宏观经济治理更加注重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及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进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的新阶段。

　　构建财政主导投资方向、货币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协同机制是必然选择。“十五五”期间，无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补短板，都需要巨额资金。单靠财政投入会面临债务约束，单靠信贷则可能引发杠杆风险，两者必须紧密配合。例如，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或支持重大项目时，需要财政先行通过债务置换厘清风险底数，同时也需货币政策在公开市场保持适宜流动性，平抑利率波动。这种协同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构建良性互动模式，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强化非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评估，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实践发现，部分监管或产业政策执行中一旦出现合成谬误，就会对市场预期产生收缩效应。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着在出台重大政策前，必须充分评估其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特别是货币政策制定需要统筹考虑环保、能耗、房地产等政策的叠加影响，防止政策共振引发超预期紧缩。只有各项政策目标同向发力、时机相互配合，才能形成治理合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导

　　预期管理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的地位，已不再是辅助性的沟通技巧，而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变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的深层逻辑，在于承认预期本身即为一种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当前的经济系统中，公众对未来的认知（预期）会影响当前流动性投放政策的效果，进而影响通胀与产出等指标的实际路径。与其让市场在信息真空中通过猜测来形成预期，不如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将央行的政策意图清晰地转化为市场的决策参数，从而降低宏观调控的摩擦成本。

　　这一机制的构建核心在于完成从“信息披露”到“策略沟通”的质变。传统的发布会往往侧重于解释过去，而成熟的预期管理则要求央行必须展示其“政策反应函数”。通过这种预先的信息沟通，央行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市场的观望情绪，防止“价格下行”的短期波动固化为“长期收缩”的悲观共识。尤其是在当前面临结构性物价压力的关口，权威的政策定调是提振信心的“强心剂”，其核心任务在于阻断“物价走低—预期转弱—需求延后”的负向循环，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温和通胀预期，为经济回升注入内生动力。

　　进一步来看，预期管理的成败，归根结底要看央行“信誉”的变现能力。如果政策逻辑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急转弯”，市场就会陷入无序博弈，导致政策效力在反复猜测中被内耗。建设预期管理体系，实则是对央行“信誉资本”的长期储蓄。这意味着政策制定必须具备内在的逻辑定力，保持连贯性，使经营主体敢于依据央行的信号作出长远决策。唯有实现“心通”，才能达成“行同”，让宏观经济治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