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永兵（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比喻性说法，其意为把文化看成一个与现代人一样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事实上，具有主体性的文化是扎根于文明演化内在肌理的鲜活实在，不是抽象的存在。可以说，文化主体性确认的正是一种文化的身份、历史与未来，它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对时代创新的引领和对独特价值的弘扬。确立文化的主体性，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自存自持、独立自主和价值的不可或缺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发展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自主性特征。这个主体性是在“古今中外”的四维框架中以关系性形态存在着，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谱系中生长出来的。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拥有明确的自我身份和独立品格，是当代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是在与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话语场的交流、对话、竞争中不断生成并不断彰显理论个性与主体性的“中国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多个相互关联的面向去理解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及其建构路径。

　　一是独特的理论结构与问题性。每一种重要的理论都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观看”视角，具有系统化的理论结构、方法论、价值指向和独特创造性。启蒙时代以降，在差异性思维主导下，西方文论和美学，尤其以康德、黑格尔所代表的美学传统，努力将人类的认知活动、实践活动和审美活动区隔为彼此独立的领域，形成封闭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从不把这些领域割裂看待，不强调文艺审美活动的纯粹性、无功利性，而强调内在联系与历史总体性，把文艺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整体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来看待，从文艺审美活动与人类物质实践为主导的其他实践活动的复杂关系中，从其与历史实践、社会变革的互动中把握其价值意义与变化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根本上强调文艺生产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一种，坚持贯通社会历史语境的综合考察视野，注重文艺活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关联，强调文艺发展是“公转”与“自转”双重动力机制的运动结果，没有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裂，强调文艺批评遵循“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多维度综合批评标准。可以说，其理论结构凸显了鲜明的历史整体性与社会实践性，是具有独特性和创造力的辩证综合范式。

　　二是深厚的历史根基与鲜活的实践创新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之中，它是对本民族自身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深刻认同与主动传承，能够自主确立文化发展目标与价值取向，它不依附于他者文化，也不被外来思潮所裹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尤其善于融合本土经验回应时代问题，提出时代命题。诸如，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人民中心论等，这些理论概念都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艺文化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实践中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文论新形态，它自身的主体性独特标识和精神品格不但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谱系贡献了中国价值，而且本身也成为当代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

　　三是强烈的价值指向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来都不只是以关于文学的客观化的知识体系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其鲜明的人民性构筑其价值旨归。作为精神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探寻关于文学及其活动的真理性认知，而且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这种价值规定性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思想的深层逻辑，更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思想。文艺的人民性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强烈的主体性特质：一方面，它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家艺术家既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更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创作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另一方面，突出强调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分析都始终站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属于人民”的根本立场，核心在于将人民作为文艺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价值尺度，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真实审美需求、情感体验与文化社会实践，把文艺蕴含的人民性内涵充分彰显出来。譬如，当前较受关注的“素人写作”的兴起，从“写人民”到“人民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既要看到人民性在其中的生动体现，又要研究普通大众如何突破写作的局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引导大众突破个体经验的边界，从个人生活的小叙事走向与大时代、大历史相连接的广阔书写，让个体情感共鸣升华为更具普遍性的人民共同经验，这就是人民性价值指向在当下文论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四是强大的人类文化共通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理论。如果某种理论只局限于特定区域而缺少世界共通性，它就无法参与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也难以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文化与文艺问题给出有效的回答，更谈不上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钱锺书在谈到诗歌的民族性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诗歌的世界性价值：“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他还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如果借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是“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在全球化视野中，不仅要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更要强调“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文艺创作主体空前扩大，网文、网游、网剧、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大众文艺”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普通人借助技术工具实现了人人可为艺术家的全民创作新图景。这种看似由数智技术赋能的文艺民主化，一定意义上是人民性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延伸。那么，人民性如何体现？艺术性如何提升？精神性如何守护？如何防止资本市场对创作的操纵，将其变成审美资本主义的欲望狂欢？中国以其庞大的文艺生产与消费体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其对数智文艺美学所作的思考就是带有前沿性的时代之问，一定能够为全球提供文艺繁荣和文化治理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