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协济制度、党史研究、数智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秦天宝：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推动了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秦天宝认为，法学各分支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中国法学在整体上就更能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这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生态环境法部门的增设有效推动了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增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原创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方式具有“适度法典化”与“领域型法典”等特征，创造性构建了融合“总则—分则”“管理规范—裁判规范”为一体、不同于传统法典特征的“复合型法典”。从外在体系看，生态环境法典采用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的五编结构。从内在体系看，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了从“要素管控”到“系统治理”的方法论转变。生态环境法典在编纂上的创新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学理论依据“调整对象的性质”与“调整方法的独特性”划分法律部门；生态环境法典则以法律的调整目标来统摄、整合众多法律规范，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部门法那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法典化路径，而是遵循从目标到手段的法典化路径。生态环境法典各部分都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开，不同规范之间不是通过抽象概念的演绎相互联系，而是通过实现共同目标的“功能耦合”相互联结，着重提升不同规范的协同效能。

　　摘编自《人民日报》

　　【何虎生：党史研究要以实实在在的资政成效、育人成果彰显政绩】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指出，党史研究是政治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工作，政绩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政治本色、学术底色、价值成色。在全党上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当下，党史研究更要自觉把握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贯穿研究全过程，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术创新，产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果。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要能够把握实效，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聚焦现实需求、回应时代课题，把解决真问题、深问题作为学术追求，以实实在在的资政成效、育人成果彰显政绩。资政的实效政绩，核心是学史鉴今、服务大局，以史为镜研究“真问题”，为强国建设提供历史智慧。育人的实效政绩，关键是学史铸魂、凝聚共识，以史明志研究“深问题”，为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党史研究的社会业绩，体现在能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齐晨阳、龙登高：协济制度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齐晨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龙登高表示，协济制度是中国传统经济治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财政调剂机制，在平衡地区差异、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国家整体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协济制度既是一种税收转移，也是一种发展援助。在税收转移层面，古代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涉及国防与军费支出、维持官僚体系运转的行政支出，以及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品供给支出。在发展援助层面，清廷设有贵州“铅本”，以官款挹注贵州大定府的铅产，是协济制度在资源开发领域的特色实践。协济制度所蕴含的全国统筹、区域协作、重点保障的思想，在近代以来又以“协款”“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等新的形式得以延续。总的来看，协济制度不仅是财政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作为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逻辑在于：通过制度化的财政调节，缓解地域差异，集中资源应对重大挑战，从而在广土众民与地理阻隔并存的客观条件下，维系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循环与边疆安宁，或应对突发的灾害与战事。协济制度也为今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提示我们，唯有摆脱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线性叙事框架，方能真正理解传统中国市场演化路径的独特逻辑与历史价值。

　　摘编自《光明日报》

　　【王晓燕：数智技术赋能劳动教育应坚持“智能助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晓燕指出，“十五五”时期，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与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正在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重要任务。我们在利用数智技术赋能劳动教育创新发展、推动劳动教育全面提质增效的同时，也要坚守劳动教育育人本位，避免人的主体性缺失、劳动价值迷失以及社会性劳动的弱化。推进数智技术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应坚持“智能助劳”而非“智能代劳”，让技术服务于真实劳动、深度体验和价值养成。第一，坚持育人本位，把劳动价值观培养放在首位。第二，坚持真实劳动，形成“真实劳动+智能支持”的课程模式。第三，坚持综合评价，避免把劳动教育简化为数据考核。第四，坚持安全规范，建立数智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治理边界。数智技术赋能劳动教育，不是让学生远离劳动，而是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劳动。只有始终把培育学生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置于核心地位，数智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量，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赋能增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光明网记者罗之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