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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政策导向,持续增强新兴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培育壮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新兴产业主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制度保障和市场资源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底气
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成长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产业载体之一,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至关重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胡拥军在《经济日报》撰文指出,制度保障和市场资源从来都是一国产业发展的基础所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底气,正源于这两大优势的重要支撑。先看体制机制优势。“十五五”时期,依托国家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政策举措的深度联动,能够将新兴产业发展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各年度、各领域、各地区,并通过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政策保障、考核监督机制确保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同时,依托国家发展规划也能有效凝聚跨部门、跨区域发展新兴产业的最大公约数。再看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140万亿元的GDP、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等构成超大规模市场,是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战略依托。从市场需求看,差异化、多层次的细分市场,有利于催生更多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从市场供给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配套能力,新兴产业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实现快速度、低成本、大规模投产。同时,完备的产业体系还有助于抵御全球产业链波动风险,通过提升国产替代弥补外部供给缺口,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详情】
积极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破解供强需弱的矛盾,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不仅要着力释放即期需求、稳定宏观经济,从长远看还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双管齐下,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蓝佛安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扩大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实实在在降低消费者和经营主体当期成本;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增强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力支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供给质量。比如,设备更新贷款贴息和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既广泛惠及交通、水利、农业、制造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行业,也积极服务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又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覆盖范围,从原有8个领域拓展至包括数字、绿色、零售在内的11个领域,更好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详情】
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
抓好海洋开发是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坚持科技兴海、产业强海。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郭庆宾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要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端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释放动能;以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适配化为导向,推进“海底数据舱+波浪能+海洋牧场+休闲渔业”一体化零碳海洋项目建设;充分利用涉海优惠政策,打造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吸引高端要素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同时,打造海洋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攻坚“卡脖子”技术,聚焦深海矿产开发、海洋碳汇、智慧海洋等前沿领域,开展自主技术研发。推进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超前布局一批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现海洋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化。要加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通过实施“蓝色人才”专项计划,培养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打造一支适应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详情】
十五五”时期新兴产业政策取向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要求
“十五五”时期,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已从利用国外市场转向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动力转变为理解当前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关键背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彪,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严文沁在《北京日报》表示,“十五五”时期新兴产业政策取向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要求,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市场政策转型,通过政策组合拳破解新兴产业规模化的市场利用困境,依托统一大市场释放超大规模市场对创新的内生拉动力,使中国成为定义未来产业规则与价值高地的“主场中心”。一是破除行政藩篱与市场分割,构建全国规则统一的规模扩张机制。针对新兴产业规模化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难以充分发挥的问题,应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碎片化市场。二是清理隐性壁垒与非对称竞争,重塑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环境。针对市场发育不成熟导致的隐形进入壁垒问题,要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规模化过程中获得平等机会。三是纠偏廉价导向与信号扭曲,强化质量驱动型的需求侧引力。针对价格敏感度极高导致的“创新空间挤压”,应致力于重建市场对质量信号的敏感度,提升高科技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四是规范政府行为与创新产业政策,优化生态协同化的治理框架。针对过剩风险,需从政绩考核与干预手段入手进行系统规制,引导资本流向具备核心壁垒的“专精特新”企业,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详情】
(光明网记者罗之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