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在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处于高峰的阶段，其援助的全球公共性也很高。但是随着援助越来越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左右和自身利益的绑架，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道德感召力也开始下降。在其领导的西方援助集体内，美国长期采用捆绑式援助的方式导致其盟友不满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作为一个领导者，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必然带来权力、话语以及在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上升，同时也会导致某种霸权意识，这就需要领导人的伦理智慧、知识精英的理论反思，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全球意识。这些也都是中国能否成为新型领导者向全球提供新的援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要想克服这一挑战，将会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援助的过程中，提供者和接收者之间在客观上存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很容易产生干预效应，特别是在所谓“软援助”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需要避免原先的不干预内政转变为干预内政，将不干预内政转变为发展性的学习。不对日益增大的“软援助”的方向和内容加以界定，就有可能造成文化优越感和权力极化，从而形成新的结构关系。随着中国走出去规模的不断加大，各种各样的未经仔细研究的豪言壮语式的中国模式和方案也不断扩散，“中国式的文化优越性”的论调也开始出现，这实际上会削弱中国作为全球新领导者的道德形象，使得中国自身的全球道德伦理的建设发生偏离。

　　其次，国家领导者的全球视野与社会大众的全球关切之间仍然存在鸿沟。通过国民教育虽然可以缩小这种认知上的差距，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运共同体”这个模糊的概念需要通过知识和话语的构建，才可以成为公共语，而且需要全球性的道德伦理来保证它的社会发育，否则政府很容易被民粹所绑架，这些对于中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新的援助制度和管理的设置：打破碎片化，发育大援助体制和管理

　　从一个新的潜在的全球领导力量的角度来考虑，不仅中国援助的战略和框架需要调整，中国援助的体制和管理也需要调整。尽管全球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国家利益依然是影响一个国家国际战略最重要的因素，援助不可能脱离这个利益。但是当一个国家把自己定位于在全球具有领导作用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时，援助的意义就超越了自利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援助的整体性效应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这就需要在援助体制方面进行改革。

　　当援助需要服从更高的目标时，在体制上附属性的设置弊端就会显现。一是援助很容易受到所属部门的主体性业务的影响，如形成经济型援助、外交性援助等；二是协调的制度性成本很高；三是，当援助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事项时，各个部门都开始提供来自自身义务范围的援助，如农业援外、科技援外、卫生援外、文化教育援外、财政援外、外交援外等，这就造成了援助的碎片化。因此，当一个大国的援助进入战略性援助的阶段，就需要高度的资源整合和战略协调，需要将援助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内容之一，并在制度的设置上加以体现。

　　因而，中国需要一个在战略上、资源统筹上和监管上高度集中的大援助体制。这个体制应该把对多边、双边和非政府及企业主体的援助统一在一个框架下，也就是将不同部门的援助统一在一个战略框架下展开，这就要求我们围绕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目标，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提供相应的知识和物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