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有赖于与时俱进的农村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是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过上了“饱日子”；二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了“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发展新战略，让一大部分农民过上了比较宽裕的“富日子”。经过近40年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换，想过上与城市相媲美的“好日子”已经成为新时代农民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农村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生活家园”还有较大差距，满足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要求我们调整农村政策，从城市优先、以城带乡转换到农村优先，实现党的农村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除极少数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都经历过农村发展政策重大调整。一般工业化开始阶段实行的是城市优先政策，牺牲农村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红利”，英国甚至为此实行过野蛮的“圈地运动”。等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就转而实行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带动农村同步现代化。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都搞过乡村改造或振兴运动。

　　在工业化中后期选择优先发展乡村，一举两得，既有利于实现全民共同致富，也有利于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上新台阶。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

　　相较于城市，农村市场空白点多，提质增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空间大，好项目不少，但要急需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解决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乡村振兴需要“三种好人”：一是好干部。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农民是过不上好日子的。比如，华西村有一个吴仁宝，比有什么都好。现在好干部农村不容易留住，要通过职级分离政策，切实提高农村一线干部的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同业比较有尊重、立足乡土发展有上升空间。中央和省市两级党委也要有意识地把好干部派到农村，让他们到农村大舞台去锻炼才干，“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二是好老板。产业兴，农业兴、农村兴。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创新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切实提高政策含金量，吸引一批大老板到农村去发展事业，同时加大对农村创客、致富带头人、回乡创业农民工的支持力度，帮助他们把事业做优做强做大。当前，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支持市民下乡创业的政策，应该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办法推广到更多省份。三是好专家。农村弱，经济建设弱，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更弱，缺乏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是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城市知识精英踊跃下乡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新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智力资源和充分的社会关注、关爱。应该看到，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城市精英都难忘“乡音”和“乡愁”，只要条件允许、政策鼓励，在我国掀起一股知识精英工作重心下乡新高潮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要解决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振兴乡村，首难在钱。我国并不缺钱，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民间掌握着庞大富余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一些政府手中，也有很多项目经费在“沉睡”。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把资金引导到农村中去。一是要以“三权分置”改革为重点，完善农村产权市场，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有条件的可以开展农业农村资产证券化业务，扩大农村产权和要素市场交易容量，提高交易活跃度，使社会资金投得进去、又出得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的决定，是稳定信心、促进农村产权和要素加快市场化的最大利好。二是鼓励社会创投机构到农村去开展业务，支持组建主要靠社会资金支撑的乡村振兴产业基金，畅通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渠道，放大政府农村发展基金的杠杆倍数。三是根据农村金融“小、散、长”特点，超前布置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金融科技，可以允许一些前沿技术在农村先试点，使农村在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上实现“弯道超车”，用数字金融来消除农村金融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村金融稳健发展。四是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要向农村着力，大力鼓励面向“三农”的金融创新，使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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